“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论董仲舒天人合-思想的三个层面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第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第三是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一尊和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完成了天人合一由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转变。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美学意义——兼与阿恩海姆“异质同构”说的比较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它不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同时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命题和理论基础。“天人合一”说由来已久,从夏商时的“神人以和”始,春秋战国时的百家都有其“天人合一”说,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倡导的道德意义上的“以天合人”说和道家倡导的生命意义上的“以人合天”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结合道家、阴阳家各派学说,第一次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此后,经魏晋玄学的继续发展及佛教传入后的影响,至宋明理学,便形成了体系严密,富于思辩色彩的完…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一)叙论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们的榜样,而且集中了一大批新的材料,对于写作中国思想史的新途径,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贡献是很大的,而且路线是正确的。我这篇论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天人合一”说。很明白的提出“天人合一”说的是西汉早期思想家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武帝因此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们两人之间的问答,有总结封建前期思想史的作用。若就思想史的趋势说,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是倒退的,若就“有征于人”与“有驗于今”而言,仲舒的思想是能够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在董仲舒以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哲学意义

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汉代哲学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研究尤为薄弱。一说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往往就直接判定其为具有明显神学目的性的宗教论,而忽视甚或歪曲了这一理论思想中比较重要和丰富的哲学内涵。实际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代表了两汉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和思维水平,它不仅有神学目的性的宗教维度,还有人文性的伦理维度、系统整体性的宇宙结构维度和生成性的宇宙发生维度,它并非神学宗教论,而是产生于西汉具体社会形势下的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哲学理论。     

论白居易对"天人感应说"的突破--以《策林》为中心

白居易在《策林》中,表述了其旨归民生、人强胜天的哲学观。白氏的哲学观源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但却突破了“天人感应说”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框架,将其引向了社会学,从而使其哲学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素朴的辩证唯物色彩。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解读“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可以从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人与自然相和谐统一等不同层面来理解其特定意蕴.西方文化强调天人相分,彰显的是认知理性精神,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天人合一观成为解决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指导性哲学依据.     

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社会伦理政治哲学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在汉代及汉以后都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它通过天人合一的理论探讨,从哲学的高度给适应封建统治秩序需要的伦理政治原则作出论证,从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适合的意识形态。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新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 ,相反 ,王安石试图利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 ,以反击反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而在哲学层面 ,王安石的灾异思想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分歧 ,王安石与其政敌的争论是传统灾害理论内部的争论 ,在本质上是另一形式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 ,其实是一种曲解。     

中西艺术本体的哲学阐释

今天,学人多用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指示中西哲学文化的差异,似乎并不得要领。汉人董仲舒伸张先秦儒学提倡“天人合一”,西人海德格尔责难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天人相分”（实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离”）。但是,中国的“天”远不是西人的“天”,西方的“人”也不就是中国的“人”,董氏与海氏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说话的,若引为论据,总不免要指鹿为马的。     

评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董仲舒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刘向撰写的《洪范五行传论》可以说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汉书·五行志》就是以此书为基础撰成的。但由于刘向和董仲舒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不一样,虽是同一体系的思想,仍有显著差别。董仲舒的天人观念还不足以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的全部内涵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刘向是继董仲舒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长江后浪,是在董氏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要系统地考察和分析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就很有必要对刘向的天人感应思想予以研究。 一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宗室阳城候刘德之子、皇族楚元王的四世孙,约生于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风四年),卒于公元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 西汉末期,农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豪强跋扈,官吏贪婪,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丧失土地以至破产,成为豪强的依附农民或流民,有的甚至沦为奴隶。阶级矛盾尖锐,贫富悬殊,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宗室、宦官、外戚和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总之,西汉王朝这时已岌岌可危,如大厦将倾,刘向就是生活在     

天人相与之际——董仲舒思想体系浅析

本文分析了阴阳五行说的天论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作用,证明了天人感应和灾异思想是儒家人本主义传统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表现形式,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

现在不少人认为,董仲舒作为封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享有与孔子、朱熹并列的盛誉,是影响中国政治历史最大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只不过是其政治哲学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已。本文提出董仲舒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的二律背反,是否有悖于常识?是否论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判断?下面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认识,推动董仲舒思想的研究。     

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学说,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发展,其内容主要指天道与人道、天为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形成了具有天人同源、天人同气、天人合化、天人同心、天人合同、天人和合、天人同乐等一系列天人合一关系的理想和愿望,从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的心理趋向上表达了追求生态文明和生态自然的美好目标,对于树立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