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西汉《谷梁传》增立博士的政治背景

本文将<春秋谷梁传>新立博士的现象放到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尤其重视它与刘贺立而复废的联系.这种考察多从政治变动的角度着眼,对<春秋谷梁传>在宣帝时期被增立博士,做出了新的的解释.     

《春秋纬》的过度诠释: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

<春秋>经本来非常简单,<公羊传>和公羊学通过"以义解经"生成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纬>进而通过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成为经典过度诠释的范例.尽管过度诠释可能会实现意义再生,但离开事实根据和经典本义的诠释毕竟让人觉得远离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沦为随意想象发挥和主观任性臆断.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

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佚文考说

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书后不久即为杜谔<春秋会义>所征引,可见此书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除杜谔<春秋会义>外,其他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吴澄<春秋纂言>、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宋元人著述中也时见征引.兹综加辑考,并参以孙觉<春秋经解>,凡得<春秋经社要义>佚文五十七条.<春秋经社要义>的体例大概是先分门别类,再悉列同类例相关经文,然后加以综合解说.<春秋经社要义>受到啖赵学派影响,会通三传而不专主一家,于三传、啖、赵以及胡瑗、孙复皆有取有弃.<春秋经社要义>与<春秋经解>不是同时的作品,它们代表的是孙觉青年和晚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其间有延续,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对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学术界有庄存与说、孔广森说、洪亮吉说.洪亮吉为是汉学家,根本不可能成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尽管<春秋公羊通义>出版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正辞>,但孔广森是庄存与的弟子,他的<公羊>学即来自庄存与,清代以、<公羊>学精神讲<春秋>的第一部著作是庄存与的<春秋正辞>,而不是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才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

自从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于１８２６年刊行后，到民国初年止，竟有１９种仿《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问世，形成了独特的经世文编现象。经世文编代表了一种著录形式的创立，具有体例精善，搜罗美备，注重时效的特点。经世文编一续再续的内在思想动力源自中国传统的交易思想。贯穿于经世文编的思想主旨是传统必须变革。经世实学的致用性使经世文编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开放性。经世文编宣扬的经世之学“政详学略”，究其本质而言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唐代新春秋学与政治

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新春秋学 ,在传统经学走入困境的学术前提与“安史之乱”的政治背景下诞生 ,在学术上树立了经世观念 ;政治上表达了尊王室、正陵僭 ,支持郡县制、反对分封 ,伸张中央权威 ,维护大一统政权的主张。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