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顾之争"看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

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产权改革。由国企产权改革导致的国资流失问题引爆了2004年8月至今的“郎顾之争”，论战的焦点是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是：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为产权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国企产权改革建立法制规范，使其步入法制化轨道；必须正视改革大潮中的社会公平，在各利益主体角色切换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使改革在稳定中求发展。     

“最多跑一次”改革: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创新运动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一大创新，但是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知。步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政府改革的指导原则。在公共行政实践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沟通，表征了政府对人民服务效能的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承诺，克服了政府本身的“索取”欲望。在公共行政理论创新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试图融合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长期争论，兼顾政治与行政、公平与效率、私利与公利的二元价值。要巩固和升华改革成果，让“中国话语”在公共行政领域落地生根，仍需探索“以人民为中心”与“以领导为中心”、依法治理与柔性治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恰当的平衡点。     

国企改革从垄断到公益还有多远

“十二五”时期，国企改革将走向何方？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近日表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路径日渐清晰．国有企业正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一种是功能定位于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的国企；另一种则定位为在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的国企。公益性国企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央企，在地方则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     

国企“国有民营”模式探索简

本文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剖析了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阐述了国企“国有民营”模式的涵义，归纳了制约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对“国有民营”模式的具体实践进行了系统设计。本文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国企市场主体定位和商品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分析

改革20多年来，国企市场主体定位至今没有到位。究其原因，首先应是认识领域的原因，其次才是体制机制的原因。基于近几年的改革探索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继续探索”和研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值此应该说，国企的市场主体定位到了最后完成阶段。当然，需要研究的问题仍然很多。     

国企类型化下国资监管改革的法律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立了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国有企业都适用于这种监管体制。应当依据国有企业所处领域和功能目标的不同,将其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营利性国有企业,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国资监管法律路径。在国企类型化下的国资监管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指导原则,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与分类监管相结合,实现由“管企业”向“管资本”国资监管方式的转变。     

乡镇企业"首次创业"的成因分析

全面正确地分析评价乡镇企业的“首次创业”是乡镇企业应对入世挑战、搞好二次创业的基础。乡镇企业在首次创业中取得的成就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灵活的经营机制”,其向“二次创业”的飞跃,要经历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政府艺术管理职能"错位论"的源流及认识局限

政府艺术管理职能“错位论”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些学者套用经济改革领域的基础概念研究文化领域改革现象得出的结论。由于文化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固有的差异性，以“错位论”指导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存在严重的理论局限，它的基本结论超越现实条件，无法就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特殊性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词义演变"二次分类分法"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思想与我国学者提出的词义演变“二次分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它们分别从“语言的系统性”和“说话人的主观认知”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词义的历时演变和共时的差异性。本文把以上两种思想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来分析词义的历时和共时问题 ,从而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答案 :语义的演变和民族性 ,主要决定于不同民族特定的认知系统或者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认知系统。     

当代文艺学理论研究之难题及其发展之契机

当代艺学理论研究中之难题及其发展之契机，分别存在于三个领域中。一、马学论领域。需要规范化、学术化，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泛化。研究对象要确定，不要带“主义”的尾巴，要把作为政党体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艺学美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显得尤其重要。。二、西方化领域。对西方化的移植，要从表层走向深层，并将其背后根系（哲学思潮）一齐移植过来，才具生命力。三、中国古代化领域。中西化的不同，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至，西方论是逻辑结构体系，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中国古代论是纲目体系，以刘勰《心雕龙》为代表。二的交流与贯通，必须建基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上，而不是随机性的比附。     

国有企业的政策定位和公共企业的立法思考

国有企业的政策定位是公共企业立法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的政策定位取决于现阶段我国所处的现实社会经济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企业法律形式的混乱,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国有企业必然要单独立法。适时出台《公共企业法》是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立法问题的必然选择。     

论国有企业改革与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

国有企业本身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力 ,国企的宏观调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启动我国经济 ,就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再造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经济民主制度：寻求国有企业“善良代理人”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逐步明晰产权的过程中,各种内部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建立并趋于完善。但是,委托代理关系及随之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恶意经营行为屡屡发生并且有增无减。因此,必须寻求并建立起国有企业“善良代理人”的产生机制,方能有效解决恶意经营问题,保证国家、企业和人民的财产安全。经济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机制产生的根本保证。     

产权及其对国企改革的启示

产权具有激励、约束、资源配置、降低交易费用、保障协调等功能。由于国有企业忽略人力资本产权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因而缺乏效率。其改革方向不仅要使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其产业定位相对称,更重要的是科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企业目标与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目标是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的根源,同时可以说明,不改变利润目标和多重非利润目标并存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取得突破。国有企业多重目标的形成源于作为出资人的政府的多重目标,要实现国有企业目标单一化,就必须改变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体系,成立独立于政府的、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惟一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以就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的《计算机通信网络》课程教学改革

通过"一条主线"和"三条辅线"的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整合优化理论教学体系,提高学生计算机通信网络知识掌握的全面性;通过"纵向三阶段"和"横向三类型"模式的实践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根据自己爱好和特长向网络技术的某一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衔接"。     

外商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利弊及法律对策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允许外商收购一些并非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利用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盘活资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但同时由于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外商收购在国有资产保护、被收购企业职工的利益保护、金融市场秩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本文在分析了上述利弊后提出了以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的严格程序法控制、完善实体法规定的法律建议。     

关于国有企业人才流失问题的思考

国有企业近年来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影响和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本文作者对国有企业人才流失问题的现状、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认为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建立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上。     

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以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为视角

借鉴和引进域外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式。意大利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试图将两大诉讼模式混合,与我国1996年进行的庭审方式改革很相似。由于我们两国刑事诉讼改革中存在相似之处,意大利司法改革实践的利弊得失情况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的实施效果及原因进行分析,强调借鉴其利弊得失来准确把握我国法律移植的阶段性和前瞻性。     

译注诠释与离经叛道--论新中国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新中国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著的译注与诠释期,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料的储备和知识分子的学习改造;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异化期.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无限夸大和片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某些思想观点,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及和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转换,其消极影响是理论话语的排他性和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