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女性主义对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新时期女性创作的繁荣促使政治文化界运用有别于男性文化的理论对其进行评判,扩大了女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人类性”写作主题产生了积极健康的影响.同时开阔了女性创作主题,使“私人化”写作在争鸣声中表达了独特的女性话语。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丑恶怪谲 各尽其美——中西古典美学中“丑”的比较

由于文化传统和民族审美心理的不同,中西审丑意识与审丑艺术实践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因强调对立物的协调、渗透,对“丑”能宽容接纳;西方因崇尚美,强调美与丑的对立与冲突,对“丑”总是排斥拒绝。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对“丑”的本质认识偏重于伦理道德方面;西方受主客体二分思维的影响,对“丑”的认识偏重于形式方面。在艺术创作中,中国人往往以丑为美;西方人则注重化丑为美。     

论中国古典诗学譬喻性的传统

中国古典诗学是西方诗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理论阐释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古代诗论家认识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诗论家看待事物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关系,而是一对二、对三甚至对无数的复线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在建构中不可能采用西方诗学所惯用的那种直言其事、就事论事的逻辑推演手法,而是在更为灵活多变的譬喻性话语体系中寻求发展,形成一种既能把“意”很好地抒发出来,又决不能被“意”所束缚的“睹影知竿”的理论谱系和传意传统。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

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东晋末年“古灵宝经”《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直接相关。而该经也是一部近数十年来备受国际道教学界关注的经典。论文详细地考察了灵宝“步虚”仪形成的背景及其宗教神学意义,讨论了这部经典的文本结构及其与其他“古灵宝经”的关系。灵宝“步虚”仪的最初形成贯穿了《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核心信仰,并且与“元始旧经”所确立的“灵宝斋法”具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该经最尊崇的经典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最尊崇的主神是元始天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作为一部“元始旧经”,其文本结构也不存在后人根据较后出世的“仙公新经”重新续写的可能。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保持的就是古灵宝经问世之初的面貌。陆修静对此并未作任何改动。所有“古灵宝经”均为江南“葛氏道派”在不同时期所创作。学术界除了关注古灵宝经之间某些个体差异之外,应该更加重视“古灵宝经”经典系列在根本教义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从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论说契丹语“性”语法范畴

契丹小字中有一部分成对的原字,虽然笔画、笔顺、笔势基本相同,但二者之间在右侧是否加“点”方面存在差异。在音义方面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提出了种种设想。但至今仍无使人满意的答案。考察所有“带点的字”的出现环境,发现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在词汇意义方面并没有歧义,而在语法意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即带点的原字一般用于修饰限定男性,不带点的原字一般用于修饰限定女性。这是契丹语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重要论据。     

浅析陶、谢诗不同的深层原因

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开拓者 ,平生经历有相似之处 ,因此往往被人们并列起来。实际上 ,因为陶、谢各自的家庭背景和个性很不相同 ,他们的人生境界也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他们归隐的差异 ,他们的做诗心态与诗风也因此而异。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诸多差异 ,由此发现他们诗歌不同的深层原因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论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之异同

自古以来,人们对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区别的认识还没到位。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真实性不同。具体来说,应用写作讲求真实而以理服人,文学写作不求真实而以情感人;应用写作的主体主要是机关单位,文学写作的主体主要是作者个人;应用写作主要用抽象思维,文学写作主要用形象思维;应用写作讲究时效,文学写作不求时效;应用写作主张消极修辞,文学...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对策写作论”是《文心雕龙.议对》篇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刘勰对于“对策”写作的形象性描述,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了《文心雕龙》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个美学要求,既阐明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明了“对策”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根本区别,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当今的申论写作仍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刘勰佛学思想散论

刘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佛学思想属于大乘空宗派别;在其眼里,儒、佛二教殊途同归,本质并无区别;《文心雕龙》的撰成,在写作思路和文学观点上受到了其佛学思想的影响。     

汉代“复作”徒考辨

"复作"是汉代的一种刑徒。传统认为"复作"即女刑徒,或是"弛刑徒",都不能成立。根据汉简,可知男刑徒也被称为"复作",证明"复作"徒中也有男犯。"复作"徒虽然在不带刑具方面与弛刑徒相似,但在汉简中"复作"徒是吏民因犯罪所判处的一种刑徒,而不像弛刑徒是刑徒获大赦而除去刑具的结果。此外,在刑期、身份上,两者也有明显差异。"复作"徒实际是汉代刑徒中最轻的一等,并无性别特征,也不佩戴刑具,其刑期较短,要在徒官监督下服三月到一年的劳役。     

相同·相似·相通——关于“共相”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新论

在有时间性的现实世界中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东西,相同性的概念是人们在千万年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想的设定,它可以作为衡量现实世界中各不相同的东西是否彼此相似的标准。现实世界中虽然没有绝对的相同性,但又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彼此相通的。相通的内涵是指联系、关联,它不仅指同类相似的东西之间彼此相通,而且指不同类、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甚至彼此对立的东西之间亦可以相通,世界万物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对立统一意义下的相通将随着统一性愈来愈占主导地位而转化为同类相似意义下的相通,从而凸显调和与和谐的性质,使对立、斗争退居次位,这就为整个世界走向"和而不同"的局面开辟了道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不同而相通的调和与和谐。我们应该高瞻远瞩,提高类概念的层次,由对立面的斗争转化为同类相似的调和与和谐的局面。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狂人日记》文学主题的文化语境释读

小说主题的释读,是文学释读的核心。对《狂人日记》文学主题的文化语境释读,不仅可揭示小说创作的深层历史文化情境,而且可以深入理解“救救孩子”乃鲁迅作为启蒙者生命意志的全部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