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译副文本看林纾翻译的爱国动机

林纾翻译作品中大量的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跋等,有助于研究林译翻译动机。林纾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在其翻译作品的副文本中清晰可见。唤醒国人、救亡图存是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的主要动机。甘做警醒同胞的＂叫旦之鸡＂、倡导学习西方的＂备盗之方＂、承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主张振兴民族实业,是林纾翻译爱国动机的主要体现。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作家译群研究——论林纾获奖译作中被误读和消解的基督教

1915年至1918年,翻译家林纾有26种译作获当时教育部奖励。这批译作里,林纾与其合作译者对基督教相关内容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策略:一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二是有意误读,改造了基督教内容,或者刻意进行淡化。论文以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相关翻译理论对译本进行分析,从译者、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三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原著与译文的例证比照,揭示了译者对基督教内容采用不同处理方式的缘由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①      

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

＂文化转向＂翻译激发了对林纾翻译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然而此方面研究还比较薄弱。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在文本与社会文化关系中研究话语,对林纾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此框架关照下,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对林纾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林纾的翻译在文本向度上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这是译者在话语实践向度上对西方文学进行创造性改写和社会实践向度上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解析林纾翻译特色

从胡庚申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系统地解读林纾的翻译特色。借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就林纾对内对外的适应、选择进行介绍和阐释。就内而言,分析林纾如何在低级需要、高级需要和能力层面进行选择性适应;就外而言,重点讨论林纾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社会、时代需求和民众需求并选择翻译。以期对林纾的翻译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翻译评价提供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思考。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原作相比,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增减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来看,林纾的这种翻译方法背后有着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权衡以及目的语读者意识的种种考虑,并非信手而为。文章以林纾译作《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例,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揭示林纾独特翻译方式的文本内外因素。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野下的林纾翻译解读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也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本文从对话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与合译者、作者/原文、读者及时代语境的对话关系。这也证明,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主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一场对话。     

林纾翻译和鲁迅翻译：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

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译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林纾和鲁迅的翻译观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不少人认为鲁迅是“直译”（或死译）的代表，林纾是“活译”的典范。表面看来，二者的翻译观出入甚大。本文则认为，在二人翻译观巨大差别的背后却蕴含着统一，二者的译作统一于华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各自为中国时世界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与林纾翻译的影响

分析了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对严复和林纾两位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目的、原著选择、语言运用以及他们的翻译方法的影响。阐明了严复和林纾翻译的社会效应,即他们的译文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新,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认为对译本的评论不可和这一译本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所决定的客观因素以及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相分离。     

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所谓“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纵策略。文章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三人的翻译,探讨在其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为“翻译的政治”理论提供近代中国语境下的例证。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从接受美学看林纾的翻译

林译小说是林纾的主要文学业绩,也是其文学活动中最受重视的一部分.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有着多重身份:译者,读者,作者.林纾作为不懂外语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充当读者和作者的身份.结合文学批评中的接受美学理论,以林纾的读者身份为切入点,从读者的主体地位和读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两个方面来探讨译者的读者身份对译文的影响.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鲁迅文学译作的副文本探析

作为“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副文本”分析对译作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翻译家鲁迅不仅留给国人大量的译文文本,而且还留有丰富的关于翻译的书信,以及围绕这些译作所写的序跋。文章试图以鲁迅翻译的译作中的序、跋、附记、目录、插图等副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副文本作为鲁迅译文文本补充和扩展的平台、鲁迅在译文中显身的平台以及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对中国文学翻译所做的杰出贡献。      

翻译研究中的庞德／林纾现象

具体探讨庞德和林纾翻译个案独特的特点,将这种不懂翻译的原文、译作类似创作的翻译现象界定为庞德/林纾现象。从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理论入手,认为庞德与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在此基础上对庞、林两人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他们的译作具有翻译方法和翻译媒介独特、译作影响巨大等共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应该正视翻译中的庞德/林纾现象,对两人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梳理,探索两人翻译的秘诀。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翻译中意义空白的认知和填补——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传统翻译研究以文本阅读为主要内容,强调对原文和译文的充分理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取向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缺乏个案研究、没有数据和材料也难有立足。文章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探讨意义空白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填补策略、语言认知和分析、理解及填补机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