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

文艺复兴最初发源于意大利，以后逐渐波及至法国、英国、德国、尼德兰、西班牙等地，成为震撼整个欧洲的洪波激浪。“文艺复兴”原意指人文学科的“复活”或“复兴”：一指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二指人类精神的觉醒，追求人的个性的圆满发展。其实质是整个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地“复活”古代奴隶制文化，而是为了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从神学中解放了文学、文艺、哲学、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以“神”为中心的经院主义教育受到批判，以“…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首《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东方神坛上的叛逆者—仓央嘉措

十六世纪初期,当德国神父出身的宗教改革家闵采尔以惊人的胆识宣布“耶稣不过是人”的时候,被世人誉为西方圣坛最伟大的叛逆者。时过不到两个世纪,东方又有一位“神”站起来宣称他自己并不是神,这就是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然而对仓央嘉措其人其事的评价,长期以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文化论战中的“人身攻击”──略评居浩然、李敖等的观点

在台湾，因中西文化论战而引起对“人身的攻击”，又因而闹上了法庭。在这事件中，曾有几位时贤论及“人身攻击”，其中不乏真知卓见。我们现在把这几篇鸿文，抛开其中的个人恩怨与人事纠纷，摘要于后（见下文第１至８节中引文，然后只从谬误学，视觉评析“人身攻击”，偶有旁及一点人生问题。（按：“评析”文字均为黄展骥文。）许登源的《谈“人身攻击”》１．“中西文化论战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有人为了“人身攻击”要打起官司来了。历史上使用“人身攻击”最巧妙最有名的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据约翰福音说，一群法利赛人带着一个妇…     

自然审丑的知识学考察

“丑”的研究在美学史上往往处在边缘位置，并成为与“美”相对立的负面存在。自然美学深化了对自然丑陋事物的思考，并在以理性信仰为枢轴的知识语境中形成“否定论”和“转化论”两种观点。立足于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知识考察，自然审丑可以划分为“以实用价值为核心”“以理性信仰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三个知识层面。首先，以实用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表明人类整体尚处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之下，并开始凭借理性初步掌控丑陋自然。理性崭露锋芒的背后是人类日益高涨的自信。神话中的赫西俄德、珀尔修斯等体现出人类内在审美活动的自由与丑陋自然的对立。其二，以理性信仰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丑陋自然的观念性根源不再是感性经验，而是超越性与精神性的纯粹理念。自然丑陋、精神自由、审美愉悦等都统一在理性信仰的根基之上，并可以通过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方式深入阐发。其三，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基于自然生态状况能够包容自然中的丑陋事物，也能凸显其内在审美价值。自然审丑不仅可以直接呈现审美形象，也能够以“转化”的形式实现深层次审美意蕴。“人化自然”与“艺术自然”的呈现则给自然审丑的辩证思考提供契机。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 ——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底层叙述的多重变奏——关于《农民日记》札记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转型，已经持续了30年的“社会主义”阶层结构完全被打乱了。在“成功人士”英雄般神话背后一系列政治或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隐蔽的运作下，原有的社会阶层已被“新富人”“白领”和处于底层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现代化大潮甩在边缘的农民阶层所取代。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动，很自然地复活了“穷人”和“富人”概念的记忆，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天真地以为阶级可以被现代化甚至市场经济消灭的幼稚梦想破灭了，我们重新真切地看到了身边阶层的赫然存在和出现。     

狄更斯的《耶稣生涯》

狄更斯在1846年至1849年间,为了表达自己对耶稣基督的崇拜和对耶稣训诫的信仰,并且也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们提供浅显易懂的宗教读物,便依据《新约全书》,将有关耶稣的传说改写成《耶稣生涯》。这本书有十一章,叙述了耶稣从降生到死后复活的经历,文字简洁流畅,内容精炼集中,但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和奇迹的内容。     

“智者受难”的主题变形——论《荒原》中先知形象承载的救赎价值

“智者受难”的哲学主题在西方文学中反复出现。受难的智者一方面承担“积极的罪行”,代表了一种“大写的人”的意志,另一方面,智者受难又是对人“站起来”之后的反驳和人类泛滥的欲望的有效克制。T.S.艾略特的《荒原》中出现了众多先知或智者形象,或衰老,或患病,或困在笼子里,或丧失预言能力,其命运引证“智者受难”的传统文化主题。诗人以现代诗歌的技法对其进行“变形处理”,赋予了这些先知形象以救赎荒原的精神价值。《荒原》表达对文明危机的反思和超越,作为宗教神的耶稣基督也重新被还原为某一繁殖神的神话原型,这就把救赎指向了恢复文化源头的感情、精神和智性的生命。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及其在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反映

西方政治思想对于人性的善恶两面均有深刻的认识。而其设计制度的人性基础却常常是指向＂人性恶＂的,即＂制度设计的性恶论＂。性恶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是有其必要性的。《联邦党人文集》集中体现了对人性善恶两面性的承认,利用＂制度设计的性恶论＂进行制度选择,并以尊重、关怀和彰显人性为终极目标。而这种精巧制度的设立,是自发形成的,建立在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传统和政治思想的确认、美国自身实际的认识和协商妥协的基础之上。     

基于克拉克洪模型的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研究

以克拉克洪模型为依据,对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五所大学的3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既认同中国传统的＂人性本善＂人性论,也受到西方＂人性本恶＂价值取向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主流价值取向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不是西方＂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而是表现出对自然的顺从;主流时间价值取向是直线式的、＂将来＂价值取向;主流行为价值取向仍然是传统的＂做人胜于做事＂;当代大学生个体主义意识在强化而集体主义意识在弱化。     

《孟子》“顽夫廉”解

通过全面考察“顽”与“廉”词义发展的线索，再参证其它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顽夫廉”中的“顽”应指“愚妄无知”，相应地“廉”应指“有操守”，“顽夫廉”意为“糊涂而不知礼仪的人也变得行为端正有操守了。”从而否定了赵岐等“顽，贪”、“廉，廉洁”的传统注释。     

古代文学中的“怨天”母题——《〈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所谓“君为天子”,故由怨君而遂怨天。人逢疾苦、冤屈、灾难、丧乱而无救,身心陷于绝境,往往呼天怨天诅天问天。从《诗经》起就有了怨天的文化元模式传承下来。从敬天与怨天思想、《诗经》、《史记》、柳宗元等的祭文、为国为民、激于个人等六个层面,可以分析“怨天”的母题。     

论儒家敬身之道

儒家敬身之道的原则是"以身训礼","身礼合一","德身一如",不是仅仅为"身体而身体"。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不亏其体,二是不辱其身。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反思儒家敬身之道对个体身心健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仇视、狂热与压力——中古欧洲十字军反犹动机解析

关于十字军的反犹动机问题,学界观点纷呈。在各种观点中,基督教的反犹主义意识是主导因素,它推动了长达百年的反犹活动持续发生,而当时狂热浓厚的宗教氛围则为反犹暴行提供了合适＂土壤＂,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则成为了反犹的突破口。诸多因素综合作用遂导致反犹活动频繁上演。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托马斯·哈代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早期生态作家之一,他的威塞克斯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天人合一,物我平等"的自然观和生态观,透视出哈代对人与自然、文明与环境关系的探索和反思,本文从自然书写、动植物情怀和哈代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三个层面分析哈代渗透在小说文本中的自然情结和生态思想。在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今天重新解读哈代的生态思想对重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