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从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说

本文以童庆炳先生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中国古代文论十家为范例 ,通过他对孔于“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 ,庄子“虚静”说 ,刘勰“蓄愤”、“郁陶”说 ,李贽“童心”说等理论命题的探析 ,论述运用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是找到了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把钥匙。古代文论是诗、歌、舞“三者本于心”的创作经验归纳与升华 ,找到了心理学这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深处探幽索隐 ,可以深入古代文论的堂奥 ,作出与现代人心理相通的科学阐释 ,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后半部分还对童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学术策略的“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原则稍稍作了延伸展述 ,并呼吁当代中国学者应对本土的古代文论努力作出自己的阐释 ,不再仅是得益于西方的“李约瑟”们。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散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是个千年话题。是耶？非耶？古往今来，人们争论颇多。处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影响深远的文论命题，确立它在我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应有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温柔敦厚”诗教系统的梳理，来诠估其正面价值。一、“温柔敦厚”诗教理论传统溯源最早提出“诗教”这一说法的当是《礼记·经解》篇：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     

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对中国诗学发展的贡献

王夫之是哲学家 ,也是一位美学大师。他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如对“诗以道情”说的深化和对“情景统一”的强调等 ,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     

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

历史地描述中国古代文论的固有体系,准确地概括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的、历史的特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不少同志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需要,来一个“突破”或“跃进”,而把“突破口”选择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问题,则是非常恰当的。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呢?抽象地议论,大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具体地解说,意见却是各有不同。首先,人们对于什么“特征”、“特点”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既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那就必须是指中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蕴涵,然而这种传统的精神蕴涵到了汉魏之际,面临着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玄学观念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解脱,需要新的宗教精神的介入。佛教在这时候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对于文论的精神价值作了深化,影响到文艺理论领域,使汉魏以来的文论精神蕴涵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既有儒家思想的延续,亦有道家与玄学的创辟。两晋之后,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相融补的特点,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并且影响到唐宋时代佛学向禅宗方向的转化。深入探寻这种成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人文底蕴与精神蕴涵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其现代价值的关键所在。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中的共同文学规律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各异,范畴不同,术语概念更是五花八门。人们往往会怀疑:讲“文气”、论“风骨”的中国古代文论,能否与谈“摹仿”、言“迷狂”的西方文论相沟通?谈“味”言“韵”的印度文论,说“技”讲“辞”的阿拉伯文论,喜“幽玄”论“风雅”的日本文论又能否与说“意境”的中国文论,崇“结构”的西方文论相补充互融合?或者说,世界文学理论中究竟有否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恰恰是比较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应当重视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

正如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言,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同样,古代文论中的范畴,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某一作家或流派的创作要旨,洞悉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潮流,乃至于划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阶段。例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这就是说:诗史可取居于中心地位的一个或数个范畴作为里程碑:沈德潜《归愚文续》卷八《李五洲太史诗序》指出:“古来论诗家,主趣者有严沧浪,主法者有方虚谷,主气者有杨伯谦,主格者有高廷礼,而近代朱竹坨则主乎学。”可见,文论家可用某一中心范畴作为自己理论主张的标志。至于清代所谓“神韵”、“格调”、“义法”、“肌理”等范畴,分别代表不同的创作倾向,则早已尽人皆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郭绍虞先生,正是从辨析古代“文”、“文学”、“文章”等基本概念涵义的演变入手,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