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朱元璋对佛教的改造和利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入中土,便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汉末以降,佞佛与反佛,迭出高潮。至唐代,这一斗争遍涉朝野。佛教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向东方儒学靠拢,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与儒学两种文化结合的开始;两宋之际,二程朱子再创理学,援佛入儒,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佛学的正式承认、吸收和改造。佛教的儒化,在唐宋之际,主要得力于佛门弟子和儒学士人;在明初,朱元璋则以九五之尊,凭借政权的力量,将佛教驱离空门,蒙以尘世,使其赤裸裸地为封建政治效命。从此,佛教的世俗功用大大强化了。     

论佛教的佛性说对二程心性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学说经历了由分歧到弥合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化佛教的成熟,使得佛性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人具有佛性的平等意识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二程上承韩、柳复兴儒学之余绪,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借鉴,汲取了佛性说中的思想营养,构建了理学的心性学说,从而把封建社会的人性理论推向了高峰。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佛教何以与儒道并列而三

佛教传入中国后 ,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所接纳 ,不仅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 ,更是因为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 ,具有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特定内容 ,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补充作用。因而佛教文化才能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融摄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这当中内在的原因在于 :佛学的思辩与超越 ;儒释道之间的思想交融。     

支遁与晋末玄言、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 ,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 ,扩大了佛学的影响 ,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 4世纪后半叶 ,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 ,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 ,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 ,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 :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 ,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 ,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 ,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从一元独尊到多元并举:汉唐间中原文化的嬗变

西汉政权在吸取秦代灭亡的教训后,"黄老"治国,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倡导积极有为和维护封建集权的儒家学说被统治者青睐,随之产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两汉取得了辉煌的社会成就,这使得儒学的地位日益稳固,并且逐渐由经典化,走向谶纬,走向神学化。在无限制的尊捧中,儒学最终失去了更新的能力,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到了魏晋,在社会分崩离析的背景下,儒学独尊体系随之崩解,代之而起的是道、佛的彰显和多元文化的共弘并进。唐帝国建立后,汲取前代教训,实施宽容的文化政策,各文化元素都找到了合适的发展空间,并且在高度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支遁与晋末玄、山水诗之变

支遁是东晋中期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其以玄释佛，以佛入玄的思想方式，代表了佛学思想本土化过程中的初级形态，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吸引了士人的广泛注意，4世纪后半叶，强调准确领会佛学本义的北方佛学南传，如道安，慧远，道生等人的佛学思想，对支遁佛学的批判与扬弃，造成了玄学的盛极而衰，思想史的调整造成了诗歌史的联动；依附于玄学的玄言诗也丧失了魅力，山水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山水诗逐渐走向独立，思想史以及诗歌史的这场重要转变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即东晋政局由“门阀政治”到皇权伸张，高门衰微而寒庶崛起的演变以及士人生命意识趋向现实的重大改变。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宋金时期儒佛道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以李纯甫两次思想转变为中心的考察

金代官方对儒佛道三家思想学说之态度,多遵循唐宋旧例,主张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策略,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家思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三入翰林、连知贡举的金代学者李纯甫儒佛道思想曾经历两次大的转变,先是各业兼修尤重儒学的“儒家子”,30岁时开始向习佛尚佛方向转变,视佛学为最高学问,至44岁撰少林寺《重修面壁庵记》,有强烈的尚佛抑儒道倾向,《新修雪庭西舍记》回应社会热议,表现出淡化三教高低、相对缓和的心态。其临终遗著《鸣道集说》则基本采取均衡立场,集中阐释儒佛道并尊主旨,表明其最后认知已由佛学至上转向三教兼行并尊。其第二次较大的思想转变包括儒佛同心理论、客观看待佛对儒之影响、三教一体论等观念。李纯甫思想的发展经历透视出宋金时代儒佛道文化交织发展的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走向。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当今儒学发展至2008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2008年至今十年间,儒学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1)"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2)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3)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4)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5)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根据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和个人的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希望如此"的前景,可以称之为愿景。儒学发展可有三大愿景:(1)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格局;(2)万变不离其宗,儒学保持其常道品格;(3)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作为文化形式的“人间佛教”

中国佛教文化历来皆有较突出的时代性,随顺世道,应机设教,在契应社会的变迁中而获得发展。从东晋道安的“僧民轨范”、唐代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到近代太虚和尚的“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以及建国后佛教界倡明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辆教”,中国佛教在突破、改造印度佛教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人类的文化倾向。尽管中国佛教有许多宗派,但在这一点上达到了基本的认同。这便是佛教文化所能呈现的强大生命力。     

许季上身世及佛学思想考论

许季上在佛教文化整理与佛教教育的推广方面,最有价值和需要考辩的工作一是赴印度考察学艺教育,二是参加和组织中日密教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三是协助徐蔚如整理刊刻佛教典籍.在佛学观念上,许季上对佛教在世道人心的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抱持着坚定的信心;他推举真言密教文化,强调要对其"略其行迹,寻其归系",突出弘法大师入唐求法的大愿心与大人格,目的在于恢复和激活自己民族的一种曾经失传了的文化传统,力图在一个特殊时代里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季上在指导鲁迅学佛上不仅有所计划,而且有所挑选.鲁迅去世时,许季上的悼亡诗情深义重,潜意识中也是以鲁迅学佛之引路人自许.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