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朝对西北边区民族的统治体制

论宋朝对西北边区民族的统治体制安国楼中国历史上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族，由于其经济与文化习俗等方面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存在差异，因而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些民族或部族地区所采取的统治方式和政策，与内地汉区相比，也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就集中体现在政治体制的...     

宋代蕃法与蕃汉关系法

“蕃汉不同法”是封建羁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宋初，周边民族地区形成了以“和断”为原则的各类专法，之后随着边区的开拓与经营，部分地区的专法逐渐向汉法过渡或转变。为恰当处理日益突出的蕃汉关系问题，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蕃汉关系法规。文章认为，这些有别于内地的边区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充分显示出宋代民族关系的进步，以及作为多民族封建国家整体的有机联系性的增强     

中国家谱中的“欧苏法式”探讨

“欧苏法式”是欧阳修、苏洵所创立的谱法模式。欧阳修创立“五世一提”的谱图法，分阶段图列宗族世系的变迁，强调不同辈分之间的亲疏之别和承传关系；苏洵创立了“大宗谱法”，谱记以世代为主线，直系、旁系有别。欧苏谱法在唐末以后谱学衰败的形势下，引导了一个谱学新时代的潮流。其修谱的重教功能，成为后世修谱的一个主导思想，从而使私谱修撰的义例和原则才真正具有了独立性。欧苏都具有重振谱学的共同愿望，并在当时已促成了两家谱法的合流，后世乃奉为“欧苏法式”，作为家谱修撰所效仿的范例。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

北宋司马光所编的《书仪》和南宋朱熹的草就稿《朱子家礼》,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部居家礼仪规范著作。在礼仪环节上,后者继承前者,却要简省得多。在思想性上,两者都注重继承传统,又与时通变,树立符合时代需要和民俗风情的治家礼仪规范。     

论宋代“蕃兵”制

宋朝与辽朝、西夏毗邻的西北边区，形势多变，战事纷起，成为北宋外忧的一个焦点。为了战守需要，宋王朝在这一带边区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少数民族军队“蕃兵”。北宋后期，蕃兵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蕃兵“汉法”管理的程度日益提高，使得蕃兵最终成为与禁军、厢兵、乡兵并列的宋代四大兵种之一，对维护宋朝西北边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如此完备的边族兵制，是宋以前的中原统治王朝中所不曾有过的     

宋代笞杖刑罚制度论略

宋代刑罚在法律规定上仍援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同时,随着宋代社会形势的发展,刑罚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变更,表现出新的特征,其中笞刑和杖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笞刑和杖刑是五刑中两种较轻的刑罚,是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对轻罪犯人的处罚手段。执行方式是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罪者的肌体,使人身受到痛苦和损伤,达到处罚、惩戒目的。因此,这种刑罚又称为“体刑”。对宋代笞杖刑罚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论述,是全面系统地认识宋代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母体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根。“身在异国,根在河洛”,表达了全球华人对河洛文化的思慕、向往和倾心。为此,深入研究河洛文化,探寻中华民族的根,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凝聚全球华人的向心力,促进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无不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基于此,“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这一课题便应运而生。就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而言,其主要之点有:(1)探讨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客家文化的关系问题;(2)探讨河洛文化的交往、影响及其向海外的传播问题;(3)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中的渊源问题;(4)探讨河洛易学文化的渊源及其易学史上的分期问题。     

论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影响

宋朝对边区的政策，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北轻南”。即统治者重视对北部、西北部边区的防守与经营，而轻视、消极对待西南边区的防守与经营。本文要探讨的，是宋朝的“轻南”政策及其对广西、川蜀少数民族边区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北宋神宗年间范育指出：“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①南家王象之《舆地绍胜》卷一○四记载：“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宋朝之所以“重北”，是因为北方有辽、西夏、金等较强民族王朝与之对峙。关于“轻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宋朝对西南边区的统治是以羁縻州形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