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法规范分析——以类型理论为视角

我国在众多的法律中使用了＂公共利益＂这一法律用语,但却未能作出明确的定义,这就为＂公共利益＂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扰。为了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以类型化的视角重构＂公共利益＂条款。根据法律规范内容的不同,我国现行法中的＂公共利益＂可以分离为四种类型：立法目的型、权力界限型、权利限制型以及例示型。但在公共利益类型的认定上,我国现行法尚缺乏完整的认定体系。因此,＂公共利益＂条款的类型化重构除了继续肯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定职能外,还应当明确立法机关的认定职能,并以例示规定的方式增加法律文本中＂公共利益＂的确定性。     

竞业限制制度立法之比较研究——兼评我国相关法律条文

通过对我国有关竞业限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介绍,指出现行立法较为分散。对域外法律和判例进行了考察,并与我国立法作了比较,得出域外各国对竞业禁止协议的规制较为严格和谨慎,在制度设计上更具有合理性,有关竞业限制种类、效力的认定标准等规定明确具体。我国立法原则抽象,存在事项缺失,内容不明,缺乏可操作性等疏漏。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竞业限制立法的建议,认为应增补公共利益原则,规定在职竞业限制,明确竞业限制的主体、行业和地域范围,缩短竞业限制期限,认定违约时竞业限制有效,确定补偿金和违约金标准和支付方式等,对推进我国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关于事故赔偿责任所体现的公平法律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解决了我国有关交通法律法规粗放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第76条,明确了道路交通中的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是根据当事人的不同性质来认定的,其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     

论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条款

公共利益这一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频繁出现,但对其进行具体解释的法律却是少之又少,因此造成我国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一词含义模糊、界限不明,进而造成公共利益一词使用的混乱与不规范,甚至成为公权力侵夺公民合法权利的一把保护伞。对现行法律中的公共利益使用情况进行分类研究,再明确公共利益一词的具体含义是我国现行立法过程中的当务之急。     

秦皇岛市“城中村”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拆迁问题是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该文以秦皇岛市为例,分析了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对"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泛化、补偿标准不明确,被拆迁主体缺乏诉权保障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最低补偿标准,确定"城中村"居民的合同主体资格赋予其诉讼权利等意见.     

我国土地征收立法缺陷之管窥

我国土地征收在立法模式上存在缺陷,应采集中型立法,制定统一的征收法典;现行立法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存在缺失,立法除对"公共利益"要有原则性规定外,还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并应明确征收不得适用于商业目的;现行立法在"征收程序"的规定上存在缺陷,征收程序应以保护被征收人利益为中心加以设置,还应完善征收程序的立法技术;现行立法在"补偿条款"的规定上存在缺失,立法应明确规定"公正"或"合理"的征收补偿原则,应扩大征收补偿范围,还应以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标准。     

我国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现状与建构路径——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启示

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是社会风险发现机制和发现能力的关键一环，更是构建重大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现行的举报规定散见于各行业的法律法规中，且主要针对私益举报进行规定和制度设计，已经与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需求不相匹配。2019年国务院提出要在我国建立吹哨人即公共利益举报制度，如何立法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邻国日本于2004年颁布了《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并于2020年进行了修订，十几年来日本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运行效果良好，对我国启示良多。我国应对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明确保护主体和保护范围以保护正当公共利益举报行为，设置阶梯式举报程序并应在大型机构内部建立举报机制，明确举报受理机关以强化运行权威性，强化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并减轻其责任，明确对报复行为的罚则以强化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     

我国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与程序规范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公共利益"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共利益"是房屋征收的根本依据,但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公共利益"本身的含义界定存在模糊性,认定的主体、规则程序等定位不清,导致房屋征收环节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本文通过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以及"公共利益"程序设置的阐述,以期规范我国房屋征收制度,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     

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

不动产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实现,不仅需要立法界定内涵,还需要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为了破解对行政主体赋权与限权的"两难"困境,应将公共利益判断这一价值性问题转化为行政控权之程序性问题。鉴于现行法律之障碍,在不动产征收中引入公益目的之司法审查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中美财产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之比较分析——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征地与拆迁等征收问题是我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征收行为的目的在于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成为问题的关键。在实践中,一直以来由于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的模糊规定,导致了公共利益未起到限制征收行为的作用,反而错误的被认为是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依据,并成为滥用征收职权的保护伞。美国相对中国而言,其财产征收制度中对公共用途认定的标准与程序都较为成熟,值得借鉴。     

回顾与展望:我国禁毒立法之评析

毒品违法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社会群体都深受其害.加强禁毒立法研究,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同一切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我国二百多年来的禁毒立法演变趋势看,禁毒立法的内容日益完备、形式多种多样,毒品的认定范围不断扩大和明确,刑罚规定的轻重总是与当时的毒品泛滥程度相关.尽管我国现行的禁毒法律法规内容比较充实,但因其分散规定于刑法典和一些行政法规中,体系较凌乱,有的条文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有些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因此,制定一部完备而统一的《禁毒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     

我国环境审计立法初探

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新的环境保护监督手段日益为我国所重视,并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但由于在立法中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认可与具体规范,使其所肩负的监督作用无法真正实现。因此,我们应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立法,赋予环境审计法律地位并明确其审计范围与适用对象。     

“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条件

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对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条件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照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参照一些国家的商标立法,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相关公众”的范围,规定未注册商标也可成为驰名商标,并赋予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权力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区域经济背景下地方性法规的冲突与对策

区域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纵向分层的地方性立法格局,出现了横向之间跨越行政区划进行立法的情况。由于地方性立法事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诸多问题,立法格局的变化必然产生立法范围及立法效力的冲突,在尚无先例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解决地方性法规的冲突需要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尝试立法协作机制,并以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原则处理具体个案。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的前提条件,何为“公共利益”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从而导致公共利益被滥用,许多商业性房屋拆迁被冠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从而酿成许多悲剧。文章从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问题入手,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