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元龟>和<通鉴>),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两部重要典籍,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二书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文化昌明的北宋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文化德治;二书以史为鉴的编撰目的相同,最初的官方定名皆是<历代君臣事迹>;二书的编撰方式与著书体例不同,在史料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通鉴>虽然篇幅不及<元龟>,但取材范围却更广泛.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史记》的三重意蕴及其文化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它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沟通文史哲.<史记>文本昭示出三重意蕴一是"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蕴层;二是"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意蕴层;三是"成一家之言"而达于不朽的文学审美意蕴层.这三个层次结构内外交融,共同显示出皇皇<史记>"史蕴诗心"的文化学意义.     

贫困时代的抵抗和希望：－司马迁和汉代社会关系简论

司马迁及其<史记>构成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因此,只有把司马迁理解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史记>作为总体世界观即历史哲学才能被给予.这构成司马迁与汉代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它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汉代社会的贫困化,二是司马迁诗人形象的确立,最后是<史记>知识学性格的描述.     

《史记》“小人物”与哲理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夹生饭"式的小人物熟视无睹,但<史记>涉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还原到生命的原生态中,在生活的混沌状态里表达对人生、对世事、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往往通过这些本色的生活事件传达出来;而这些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人物,弥合了立传人物的空间张力,从而承接了<史记>文本别有韵致的深沉意味.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论《资治通鉴》的人才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择用人才问题,作了不少记载和论述.宋末元初,浙江宁海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了<音注>.他在<音注>中对择用人才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些记载、论述和意见,对于今天,乃至未来,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本文论述了清冯镇峦先生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评点方法.评者将<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名著<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的描写相对照评点.其方法是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说明冯评<聊斋志异>,有着内容丰富、知识渊博、语言简明,抓住事眼、一语道破的艺术特点.     

客观求实 秉笔直书——司马迁及其《史记》对新闻工作者的启示

新闻与历史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古代史家记录历史同今天新闻记者记录现实是相同的.新闻与历史,除了时间性有所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的规律几乎是相通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毕生的精力写作了不朽的<史记>,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记者".学习探讨司马迁及其<史记>,会给当今的新闻从业者以诸多的启示.主要探讨了司马迁写作<史记>所表现出的实录精神,客观公正、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三个方面对当今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关于司马相如的小考二则

司马相如的游梁标志着汉初著名的辞赋文学集团--梁苑集团的基本定型,其开始游梁的时间与梁孝王携诸文士入朝的时间有极大的联系.史载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司马相如的游梁即始于梁孝王的第七次入朝,也就是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时所作,代表着梁苑集团创作的最高峰,它与<史记>、<汉书>所录的<天子游猎赋>是不同的两篇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先后承继的关系,但<文选>把<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并称前半部分即<子虚赋>过于主观,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相如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已经亡佚.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司马迁爱奇别解

“奇人”是司马迁个人所理解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 ,是富于感召力的神圣人物和文化符号 ,也就是韦伯 ( Webber)、希尔斯 ( Shiers)称之为卡里斯马 ( Charisma)的权威人物。他们代表文化的中心资源 ,能够赋予其他人物和符号以规范、秩序或整体形态。《史记》中所讴歌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正是弘扬道义的典范 ,具有社会所急需的正义、智慧、道德、豪情。他们自身的神圣天赋与创造力总是特定文化场景中充满活力与有利于社会文化机制健全运作的主导因素。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光文化人格及其成因探究

司马光的文化人格主要包括疑古疑经的怀疑精神,反对浮华的求实文风,致力于文化普及进而实现社会教化的文化使命感等内容.从它的形成看家世遗传、后天教育、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自身努力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司马光的文化人格不仅是其个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更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文化行为上追求的典范和楷模.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博览群书 自铸伟辞──司马迁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管见

本文探讨司马迁如何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的问题。司马迁利用皇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成为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在此基础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写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的宏篇巨制，表现出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