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世界中的精英和民众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是并不否定个人(精英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语言世界也是如此。夸大精英人物在语言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妥当的,但是精英人物在语言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可否定和贬低的。语言世界中精英人物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神圣背面的危机--透视恶母形象解读女性文化发展的阴暗潜流

母亲在传统庙堂文化中是一个神圣的文化符号 ,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中出现了与传统相背离的恶母形象。透视恶母形象 ,解读不容忽视的伦理道德的阴影、女性心理结构缺陷和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颠覆神圣的理性声音或许是微弱的 ,但它是永恒的。     

岳麓书院与湖湘经世传统——米丹尼《岳麓书院与19世纪湖南向经世治国的转变》叙评

美国学者米丹尼以岳麓书院为中心,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考察了岳麓书院的发展及所影响的湖南19世纪向经世治国的转变,由此牵出湖南众多文化精英的历史沉浮,并在这种历史场景下重现他们的教育观与世界观。书院与这些历史人物互相影响,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作者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将所研究的岳麓书院与思想家们置于一个具体的地域和社会环境中来讨论,将传统意义的思想史延伸为地方社会文化史,这种视角清晰的展示了湖湘文化在19世纪的转变。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

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分野三个层面的六个子系统.这些层面系统具有的文化特质使湖湘文化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     

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在世界范围内,民间传统文化曾经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产生深刻联系,并不断被知识精英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和改造。在那些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地区,人们更多地保留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这是保持其社会内部和谐、避免混乱的一种文化选择行为。这本来是同一个社会的一部分人的权利,他们也感到传承文化的义务。开展文明对话,倡导文化多样性,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对自身社会文化的反思。在这一前提下,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尊重民众的历史创造;民众意识到的保护是根本的保护。     

在使命与诱惑之间——试论大众文化勃兴下的精英文化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兴起,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格局,打乱了一向由知识精英占据的文化园地.至90年代,大众文化蓬勃发展,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大众文化的繁荣中潜伏着种种文化危机,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及精英意识与普泛的大众文化诱惑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坚守精英意识并呼唤人文精神应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民族精英与社会改革——以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

个体与结构是人类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是结构规约着个体,还是个体创造结构,成为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长期以来,在保留着不同于主流社会形态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精英人物在社会运行中起着主导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傣族民间精英人物为傣族社会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论云冈石窟图像符号对社会规则的约定和表达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由鲜卑统治者主持营建的云冈石窟反映出当时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云冈石窟造像的图像符号不但表现了丰富的佛教思想和信仰内容,同时也表达了当时宗教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秩序。云冈石窟图象符号从统治身份的神圣化、等级社会的合理化、道德伦理的符号化三方面对社会规则与秩序进行约定和表达,石窟图像符号所表达的非制度性规范是信仰社会中存在着的具有约束作用的持久的社会静力。     

晏子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

晏婴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历史文化符号功能的历史人物.晏子文化符号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以德治国;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责任意识;强调选贤授能,反对赏罚失中;重视修身,严格自律;充满智慧的行政方式和行为方式.晏子的文化符号意义是儒学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高度重视的社会价值体系.     

凤文化蕴含的和谐因子与当代价值

中华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于其总是能与时代的发展相合拍而不断演进。从北京奥运会传递圣火的“凤鸣和谐”起跑仪式,到上海“世博第一金”上翩然起舞的“凤凰来仪”,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凤凰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和谐之美。凤文化蕴含着道德和谐、两性和谐、风尚和谐、人才和谐等多种和谐因子,弘扬凤文化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和谐社会的伦理学思考

当代伦理学的价值目标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六大特征完全一致,因而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学对策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因为“没有公正便没有道德”、“公正即和谐”,这是中外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当代伦理学认为,社会和谐必须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落实社会公正原则,追求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旗帜,加强“三公教育”即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抓紧制度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实现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传统道德与现代幸福生活

道德的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教化与治理,维持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力量,更是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与保障。在指导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3种价值资源中,主流道德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日益弱化;西方道德近百年来在发挥启蒙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德是影响、调节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要素,因此,我们应该在传统道德中寻找幸福与安身立命之术。为了人民的生活幸福,我们必须坚持弘扬传统道德：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弘扬“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坚持他人、群体本位的道德观;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德目。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努力培养“四有”人才

高等学校是发展先进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 ,是大学生成才的摇篮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大学生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大学生应在加强自身的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把自己培养成为“四有”新人。     

公正类型论

任何社会,就社会管理行为总和来说,遵循制度的管理行为必定多于背离制度的管理行为。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公正的,那么,就该社会多数的管理行为来说,就是公正的,该社会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不公正的,那么,就该社会多数的管理行为来说,就是不公正的,该社会就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这样一来,制度公正便在社会公正中具有决定意义,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公正。于是,公正,根本讲来,主要是社会公正、管理公正而不是个人公正;说到底,主要是制度公正而不是管理公正:公正,最终讲来,主要是衡量制度善恶的道德原则,主要是制度的美德而不是人的美德。     

依托《颜氏家训》涵养国家和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反映中国优良家风与传统家规的一部杰作，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关涉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可深入挖掘以古为今用。就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八个词汇而言，《颜氏家训》与其中“文明”“和谐”“公正”三大词汇多有关联。就“文明”价值观而言，该著对品行情操有建构性论述、对社会风气有规范性引导，推崇“礼”文明，在如何形成“好文章”上多有创建。就“公正”而言，它在家庭教育、交际处世及政治制度反思方面均有涵养与涉猎。在“和谐”方面，它批判古代家族政治制度及不合理的封建伦理观，论及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个体生命与外界时代的和谐、人才在国家稳固和政治和谐中的作用。此外，该著在“爱国”“富强”“自由”等词汇方面也有涉猎与涵养。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德”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市民的道德素质是在特定的城市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城市环境与市民道德精神的养成息息相关,环境对市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德”文化为代表的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是常德市的宝贵文化资源,在城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德市要进一步挖掘“德”文化资源,以“德”文化为引导,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和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在新时代征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广大市民不断奋发有为,建设幸福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