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身份建构研究述评

近10年来,有关中国基督徒身份建构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取向,一是以多元化标准来划分的不同基督徒群体的身份建构,二是从身份认同着手发现基督徒身份建构时所面临的文化融合与多元身份挑战。第一种取向在于发现基督徒如何在中国化处境中实现身份认同与建构,第二种取向侧重于在文化领域中发现基督徒身份建构的多重矛盾及纾解机制。在新时代,由于社会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化,若将两种取向结合起来,对不同类别的基督徒群体身份建构研究时综合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多重身份问题,也就能明晰社会环境、组织结构、神圣赋予等因素的作用,这或许能成为研究基督徒身份建构的一个思路。     

再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传播研究

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身份的固定语义不断地经历嬗变与转化。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两难境地,即内在身份建构场域与外在身份建构情境的割裂与对立。本文从媒介关系转型拓展的角度,探究再媒介化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再媒介化既广泛存在网络游戏、ＶＲ影视等视听文本,为界定族群文化身份提供考察视角;又深耕于影像文本,借助文化还原、情境建构等动态化视觉体验,为建构族群文化身份提供影像凭证。在再媒介化与族群文化身份的互动中,族群得以深度阐释其文化身份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并期待再媒介化理性发挥媒介的建构优势与传播使命,促进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合理建构。     

微信民族志与写文化——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新探索与新主张

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种由渐变到巨变的深刻"转型"(transformation),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学书写态度和方法.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变动性",而非保守性.而变动性虽然意味着风险,更潜藏着机会."枝杈社会"是中国经济在大风险中持续向好的社会动力,它要求一个人做他应该能够驾驭的事情,而微信正是继房地产之后给中国老百姓全体的又一次的参与式的机遇.微信使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并通过使真实扭曲化来实现一种真实性,老百姓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文化,创造语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群学".在微信群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过去我们认为技术造成了人群的分离,而微信时代,虚拟技术却使这种分离技术失灵了.此外,互联网也使知识的储备被知识的搜索与创造所代替,世界因为便捷的互联互通变得"平面化",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在时空安排上日益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而对这样的社会转型,田野在场对于民族志的书写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在一个微信的时代里,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已经变得很容易实现了,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或许可以变成一种拼插式的创新.     

从社会正义透视农民工的身份歧视

"农民工"这一称呼明显的带有歧视色彩,是一种身份歧视.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种制度,是导致农民工身份缺失及社会歧视的制度原因,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相关的政策,是农民工身份歧视的社会根源.而农民工在城市具有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农民工自身所吴有的乡土生活影响农民工的身份确认,从而圃化了社会业已存在的身份歧视.社会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和机会平等,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给农民工创造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机会公平.而要达到真正意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户籍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改革势在必行.     

现代旅游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对九寨沟《藏谜》表演者文化身份建构的思考

随着现代旅游进入东道主社会,"主—客"间的互动成为可能。作为旅游场景中一个特殊群体,少数民族表演者的个人经历在这种互动中受到深刻影响,包括生存环境、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宗教信仰等。本文以九寨沟旅游表演《藏谜》中的藏族表演者为例,探讨表演者在舞台表演与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变化,指出这些改变其实质是对"自我"和"他者"表述的完成,其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少数族群在理解自我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我抉择。     

畲族的民族身份与族群认同

畲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畲族在历史上有"畲民""瑶人""峒人""山哈""輋人"等不同称呼.建国初,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国家决定实施民族识别政策,经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1956年,畲族被确定为一个单一民族.从此,畲民获得了一个确定的民族身份.     

互联网+会展体验式设计研究——传统文化展览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思维逐渐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为主的传统展览不断地向互联网发展,寻求新的突破,形成了"互联网+传统文化传播行业"的现状。本文针对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与提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利用互联网+的跨界与融合、创新思维、开放生态等特点,提出了将"互联网+"与"传统文化"进行跨界重组,以加强传统文化在国人中的影响力,扩大传统文化在国人之间的传播范围。在互联网时代,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展示形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     

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身份视角下的我国民族政策反思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要么简单式地描述民族政策的演变和实践状况,要么在现有民族政策体系的框架内进行个案研究,缺乏对民族政策的设计逻辑进行反思,亦缺乏对我国民族政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和系统认识。本文从身份视角对民族政策设计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提出"身份—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分析框架和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政策框架,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现有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民族政策是对"民族身份"这一单一身份的制度性强化,在实践中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在多元社会、开放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民族政策建构应基于多重身份的逻辑。最后,提出了从单一身份到多重身份的民族政策路径选择。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具有多元性特征.大众媒体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边疆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少数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政治化中的"土著艺术":一种人类学的解读——读《抗争的艺术——现代世界的艺术、政治和认同》

在人类学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中,艺术似乎总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静态化的美学面目出现.尽管许多学者也对诸如"艺术与权力"、"艺术与认同"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往往将目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部落群体,尤其是局限在非西方的"小型社会"里.本文通过对<抗争的艺术--现代世界的艺术、政治和认同>一书的阅读,试图探讨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语境中,日益增强的土著艺术、政治和身份认同之间的重要关系.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释“息”

本文主要就几本工具书中的"息"的解释进行了分类,得出一共有两个"息"字:一个是基本义为"呼吸",并由此引申出"蕃滋"、"子女"、"利息"等诸义的"息";一个是表示古方国名和娃的"息",它们是同音字,并且指出这种同音关系是一种偶然,二者之间没有联系.还简要分析了"息"与"媳"、"熄"、"癔"、"螅"、"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