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个体化与人际关系再整合

现代社会, 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已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社会关系中“他—我”分明,“咱们”日显矫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离散性的状态。 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造就自己。由于个体化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导致个体化的人容易产生“非替代性焦虑”,这正给个体化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人与人之间也有了“暧昧”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儒学与中国基层社会重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概念一直是解释乡土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范式。但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裹挟,我国中部地区的农村已呈现空心化的态势,乡土社会的主体缺席导致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无法呈现。在此背景下,吴重庆教授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吴重庆教授、姚中秋教授和吴宁博士重点讨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性及行动逻辑、熟人社会构建中的儒家价值、宗族和小农经济的正名、儒学下乡与基层社会的重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回归等话题。本刊辑要整理了此次对话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城市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透视

文章在对随机抽取的个案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得不同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流动;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流动者的人际关系变得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和陌生化,所以,现代化即是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陌生人社会中社会约束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曾经可以成为诱发离婚、但能够忍受的因素在陌生人社会中都有可能引发离婚。     

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

正公与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实践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公与私,不仅是一个看法、一种观念、一套规则,而且是形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性力量。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表达,具有层次性、伸缩性、价值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属性。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四重属性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机制,既有助于理解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行为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秩序形成机制,也有助于理解村庄里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政权建设的地方实践形态。     

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

正"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目前已经成为人们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这一描述最早来自费孝通先生,但他并没有明确将"熟人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熟人社会"概念是伴随着"半熟人社会"概念的建构而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两个概念的建构,是在对乡村社会巨变的     

乡村社会教化的式微与再造

百年中国乡村社会教化历经晚清的族长外控、民国的乡绅内化、新中国成立30年的村官外钳、改革开放30年的村民自律之后,目前呈现主体无明显承载性、内容多元分离性、功能相对削弱乃至丧失性等特征,为使乡村社会教化与乡村学校教学、家庭教养同质同构,当务之急应明确教化主体、提供教化场所、组织教化活动。     

道德主体的社会建构——涂尔干关于人格形成的建构论视角

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立足点有助于说明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即道德的社会性是理解道德本质和作用的核心,而各种各样的主体形式是一系列社会建构的结果。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的个体权利也是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是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而产生的,个体权利并不具备原始的、固有的自足性,这可以追溯到人格的宗教起源。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体的最重要的来源——个体主义的兴起,这些在涂尔干看来都是社会分类建构出来的范畴。     

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

熟人社会实际是由人们基于身份认同而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单元结构集合,它具有四大基本特征,其内在的道德框架是熟人社会秩序自我维稳的重要能量源。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熟人社会作为传统事物在现实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不同类型熟人社会的邻里互助、集体行动及道德维系等基本功能逐渐退化,其本身也由此发生了异化：道德滑坡、社会失信等现象层出不穷。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将得到升级改造。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石英撰文指出,社会管理是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建设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改善社会治理、增进社会融合、全面提升当代和后代人的福利水平,实现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从概念上“社会管理”小于且隶属于“社会建设”。对“社会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     

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是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与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形成了农民流动的“推—拉”力。新的和不断调整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向外地流动成为可能。农村居民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竞争 ,越来越成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强大动因。区域和个人条件的不同 ,使农民外出就业呈现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把结构和行动联结起来的是理性———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外出就业的行动 ,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性要素 ,促进城乡关系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资本参与“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然而,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替代环境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厘清二者的功能边界并规范其交互行为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多基于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协作与制衡的宏观视角,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受阻、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参与程序失范与回报路径规范程度不足等实践困境。对此,兼顾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性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个性,从畅通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参与程序与优化回报路径等四重维度探求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