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理想人格模式的“潜性”历史演变

墨家在先秦百家中号为“显学”，但在秦汉以后却中绝不传。然而，墨家的影响并非全无，墨家的作为一种思想、道德规范及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塑造的理想人格模式，却以“潜性”的特征存在着，它不为官方所容，游离于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之外，甚至走向民间草莽、山林江湖。墨家理想人格模式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人格模式设计有重要意义     

陶渊明思想中之墨派倾向探源

陶渊明思想丰富而复杂，儒学理想主义占主导，在人生选择、生活态度及社会政治思想中均有墨家思想的倾向。其墨家思想的渊源，一是先秦之后墨家思想在社会的流传；二是其家族之宗教与学术传统中的墨家成份的影响，尤其是曾祖陶侃的影响最大     

墨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墨家思想新探》

墨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墨学和儒学在战国时代并称为显学,墨学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孟、庄、荀、韩都批判墨家,但是儒、道、法诸家也都重视墨家思想,莫不受到墨家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墨家思想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儒、道、释,而不认为墨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作用,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真相,还是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从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墨学都能够提供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墨家虽在汉、魏时期为统治阶级所不喜好,为儒…     

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侧重于与西方逻辑相同之处的对墨家逻辑的求同研究,揭示墨家学说中有较为丰富的逻辑思想,但也出现了曲解墨家理论的失误。侧重于与西方逻辑不同之处的对墨家逻辑的求异研究,初步揭示出墨家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点及其成因,但也存在把墨家学说中的非逻辑理论当作逻辑研究的失误。在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深化墨家逻辑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两种错误的发生。     

先秦墨家眼中的人性图景

现存的墨家典籍中没有"人性"字样,但是不能因此断定墨家没有人性思想。肯认"人性欲利"的客观性是墨家人性思想的基础,但墨家并未断言"人性善"也未宣称"人性恶"。循着墨子与孟子、告子思想的历史线索似可走出墨家人性思想的迷宫,通过《墨经》亦可直观地感受墨家人性观的内涵与意蕴。墨家人性论可简单概括为:人性"欲利";无称善恶。墨家人性思想中"欲"的自然主义与"知"的理性主义的交相辉映使墨家思想呈现出斑斓的异彩。     

墨家的思想文化贡献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思想史中，墨家是一个最奇特的思想流派。一方面，它对国人思想影响之深，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一种对墨家的强烈期待，但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墨家却在秦统一后彻底“中绝”了；另一方面，就献身精神与拯救热情而言，墨家最为高尚，也最富于献身精神，但却又被古代主流思想家批评为“无父”“反天下之心”。就对中国思想文化之贡献而言，中国人从平等追求、兼爱情怀一直到所谓“明是非”“审治乱”的逻辑，实际上都出自墨家；但中国古代社会之周期性震荡，民众之唯利是图、麻木不仁乃至于以邻为壑，似乎也都与墨家的作用后果存在着分不开的联系。因此，对于墨家，人们在表示敬仰、钦佩的同时，又不能不报以沉重而又苦涩的反思。     

傅山与墨学

傅山的墨学研究是其子学研究的一部分,既有文字的校释,也有思想内容的阐发.他肯定墨家的兼爱思想,并把"兼爱"与"交利"相连.对于墨家的功利思想也予以肯定,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经世思想.他对墨家的逻辑思想也大力发掘,是先秦逻辑思想的延续.他的墨学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也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仁爱与兼爱:先秦人道思想的两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

先秦诸子中 ,儒家讲仁爱 ,墨家讲兼爱 ,成为古代人道思想的两种主要形态。儒家把仁爱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 ,比较符合宗法制社会的实际情况 ,且在儒墨对峙中相对开放 ,吸收了不少墨家的合理思想 ,秦汉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墨家的兼爱由于过于理想化 ,不合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 ,加上墨家思想自身的封闭性及忽视理论发展等缺陷 ,使墨家的兼爱思想趋于湮灭 ,只是在后世的游侠或农民起义思想中有过短暂的再现 ,成为下层人民反抗暴政的武器。     

论“孝”与墨家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 ,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 ,儒墨均倡孝道 ,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 ,另外 ,《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试论荀子的法治思想及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某种契合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所以,在他的思想中,融合了诸子各家之长。尤其是在批判诸子以及儒家学术之中,通过辟枉以解说天人关系,解蔽以揭示真理观,批儒以隆礼重法。荀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其天人观,真理观以及隆礼观甚至达成了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的某种契合,则更可谓先秦时期最具法治光芒的思想。     

墨家思想与《诗》的关系

《墨子》大量引《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其理论提供支撑。同时,其学说中以墨家的思想标准释《诗》,如《诗》中的上帝、鬼神观念以及“圣王之治道”思想。《诗》对墨家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文子》的思想史意义

作为一部解《老》著作,《文子》的援"气"入"道",对《老子》道论的完善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文子》一书体现出来的思想糅合趋势,推进了战国秦汉之际思想的整合过程;《文子》对"人"的关注与思考,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思想史理性发展的进程。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儒家欲以德治统一全国;奏二世而亡,汉反思法治,德治独尊地位奠定;存天理,去人欲,理学把德治引入禁欲主义的歧途。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从先秦历史观念的变化看中国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