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之争与诗体重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热点话题论争综述

诗体是诗的文体规范。在人类诗歌史上,诗歌形成了两种诗体——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下产生的,百年新诗历史正是新诗诗体的格律化与自由化多对抗、少和解的历史。新诗是否应该重视诗体建设？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重点建设格律体还是自由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新诗研究者。在2009年8月的“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派的新诗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诗体之争”,出现了多种观点：新诗应该建立定型诗体,新诗应该建立准定型诗体,新诗应该无诗体;新诗应该是格律诗,新诗是自由诗,新诗应该偏向格律诗,新诗应该偏向自由诗;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重音乐形式,新诗的诗体建设应该偏向视觉形式;诗体建设是伪话题,诗体建设是当务之急……透过学者们的争论,不仅可以了解新诗研究及创作的现状,特别是新诗研究界的热点话题;而且可以弄清新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     

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新诗批评著作

1929年出版的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被公认为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批评著作,但对其的评价历来过于简单。本文对著作概貌、论述对象以及批评态度展开具体分析,并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进行一些比较,以观著作全貌、偏嗜,指出其在中国新诗批评史上存在的意义。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闻一多早期诗歌活动的现代品格

闻一多作为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倡导与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出了与"自由诗派"鼎足而立的现代诗歌格律理论,在创作上他为诗坛提供了一批形式与内容整合统一、可资范例的新诗。与此同时,他的诗论与创作也都留下了新诗诞生期的过渡痕迹。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在时间上仅仅稍晚于新诗史上最早进行格律试验的陆志韦，是新诗史上最早认真考虑新诗格律问题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孙大雨新诗格律理论的核心是他的“音组”说。孙大雨的新诗格律理论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种既符合诗歌普遍的格律原则，同时又适应现代汉语自身特性的格律设计方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格律理论应用于创作与翻译实践，留下了相当数量可谓圆熟的新格律诗文本。     

评《新诗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51年11月5日,纪弦等人创办的《新诗周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出版。这是当代台湾第一份面向全岛的新诗园地,率先为中国新诗在宝岛开创新局面。它的创刊带动了50年代台湾诗坛的活跃,其近二百名作者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发掘了一些有才华的新进诗人。它通过译诗、译著介绍世界新诗潮,其中许多作者成为后来“现代派”运动的中坚,它催生了现代诗运动的展开。它继承了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并延续于后世。它重视提携本土诗人,使两岸新诗精神得以汇流。     

台湾新诗六十年的历程及其特殊贡献

台湾新诗从来就是一座重镇，在中国新诗乃至世界华文新诗地图上均占据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新诗中，做出了下列特殊的历史贡献：丰富了中国当代新诗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革”期间，台湾新诗更是填补了中国当代新诗的大片空白；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对峙方面，有自己的特殊经验。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诗经》灾异诗述论

中国是一个多灾国家,灾异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一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诗经》中不乏对自然灾异的描写,这些记载可以说是对灾异的形象而生动的再现。检索发现,《诗经》中涉及自然灾害的诗歌达到36首,占305篇总量的十分之一强。这些灾异诗歌,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学性较上古灾异诗有了很大的提升。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澳门新诗创作及其评论特征

在港澳文学中,香港文学与澳门文学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殊相。就以1920年代开始、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澳门诗歌而论,已与香港新诗分流,形成了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等特色。澳门新诗评论多为具体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极少。澳门的诗评家主要有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李观鼎等。     

中亚东干族诗歌散论

民歌是中亚东干族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可大致划分为传统诗歌阶段和新诗歌阶段。特殊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特征以及移居中亚后特殊的生存、发展空间决定了东干族诗歌以及文学、文化的特殊性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孔子《诗》教

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孔子诗教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直接的材料.分析<孔子诗论>的文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诗>教思想,了解孔子教<诗>的内容和方法,总结孔子教<诗>的特点.     

开放“本体”与研究视野的重构——以“《星期评论》之群”为讨论个案

在新诗史上,"《星期评论》之群"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群体,在五四时期国民党人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下,这批南方"党人"的新诗写作也呈现出相当的历史独特性。本文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了该群体写作中"文学场"与"政治场"混杂的现象,及其对诗歌生产、交流、阅读机制的影响,尝试开放"本体"研究的视角,在政治、文化、审美的复杂关联中,重构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