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物取象以制人纪：《诗经·桃夭》析义

《诗经·国风·周南》的《桃夭》诗中"桃"之物象,不仅通过《诗经》以及《大学》等经书对其齐家之意的取喻,成为"经"之意义上的经典;亦因其鲜活切著,在文学传统的所谓"桃花诗"中不断流衍,成为"诗"之意义上的经典。细究之下,后世"诗"传统中的观象取义与"经"意义上的观象取义却有耐人寻味的偏离。对此二者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细绎《桃夭》诗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经学意蕴。以此为例,可以深入思考《诗经》在"诗"、"经"会通本源意义上的经典地位。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代中叶诗话选评

<正>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诗话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清诗话续编·序》)诚然,清代是中国古典诗话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数量据蔡镇楚《中国历代诗话书目》初步统计,实际上至少达五、六百部之多,堪称为储藏量极丰的文化宝库。近几年来学界对清诗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象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袁枚《随园诗话》、刘熙载《艺概·诗概》等著名诗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经世本古义》述略

《诗经世本古义》是明末出现的一部研究《诗经》的著作。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将《诗经》依时代为次,重新排序,附会史实,颇受后人诟病。但该书取材宏富,汉晋以来之旧说,杂采并陈,且不株守一家之言,时有新见,自成体系。又考证《诗经》名物不厌其详,对清代的求实考据之风有一定影响。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笥河学士诗集》的编纂与流传

《笥河学士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其次子朱锡庚编纂而成。朱筠1781年去世后,在1781年到1801年这二十年间,朱锡庚不断搜寻朱筠的遗稿,到1803牟朱锡庚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笥河学士诗集》。完成后,《笥河学士诗集》由朱家子弟递藏,后被朱柽之收藏,后又流于日本秃庵手中,最后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至今。     

《全宋诗》六位名家“佚诗”小考

对<全宋诗>所辑录的欧阳修、米芾、黄庭坚、朱熹、杨炎正、赵师秀6位名家的佚诗进行了考证,或订其误,或补其缺,或校其失,可为翻检<全宋诗>之一助.     

龚自珍《己亥杂诗》分类探析

《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315首相对独立的七言绝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贯穿于龚自珍1839年辞官南归和北上迎眷的全过程。在这一整体观的前提下,将这一组诗分为述怀、赠别、怀旧、爱情、山水、叙事等类别并作了评析,以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较深入地了解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思想、志趣、心路历程以及诗歌审美特征等。     

卢元昌《杜诗阐》论略

卢元昌的《杜诗阐》极具特色,分为阐、述两部分,阐的部分形式多样,都重在＂微显阐幽＂,尤其注意对史料的考察,多有创见。卢元昌又运用《周易》象数派学说来解说,既有新意,也拓宽了杜诗的诠释途径。     

《全唐诗·李益集》诗歌来源考

《全唐诗·李益集》是迄今收诗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收罗了编者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李益别集和不同时代的唐诗总集、选本,甚至方志中收录的署名李益的诗歌。其诗歌主体来自明铜活字本《李益集》,体例和排列顺序亦沿用此集。诗人小传则综合《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两《唐书》之《李益传》等多种资料,择善而从。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简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悖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     

《四库全书总目》五种清诗总集提要补正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先后曾有许多学者专门为之补正,但也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特别是集部总集类存目所涉的某些清诗总集,此前学者关注较少,有关问题更为集中。现主要依据近年问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对《四库全书总目》内五种清诗总集的条目做一些补正。     

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

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历来受到唐诗研究者的重视。但学术界对该集毁誉悬殊,往往使后学无所适从。故本文结合唐代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实际,对该集的得失作具体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