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理学在现代的分歧

从陆九渊与朱熹的分歧开始,心学与理学的纷争就没停息过,并在现代学术发展中延续着。冯友兰以“底”和“的”的区分来标志真际和实际,认为有真际的宇宙之心,而没有实际的宇宙之心,这就把心学问题变成了一个逻辑问题;熊十力则想要以性智统量智,在证会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这是以心学统理学。现代人对心学与理学的理解不可偏颇,心学挺立主体、提倡自由,理学注重文化、倡导实践,二者相互需要。     

寻求主体的诗性解放--论陆九渊心学的解构意义

在朱熹理学没落的地方,正是陆九渊心学跃升之处.陆九渊一生反对著述,反对理性禁锢,看重对话,看重释放本心.其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启迪品格和反叛教化的特征,其终极目的在于寻求主体的诗性解放.在当今社会中,陆九渊心学的解构性仍然具有显著的现代价值.     

陆九渊哲学新考--陆九渊是否为“心学”思想家？

文章着眼于陆九渊谈及自身之心的不善，因此需要与他人切磋与读书之必要性，并以此分阐明其哲学非但未必是单纯的“心学”，甚至有着与朱熹之“理学”相类似的思想方向性。同时根据陆九渊文庥中书简排列的痕迹，推测出“陆王心学”这一认识亦是王守仁所活跃的明代正德年以后人为制造出的虚像。     

李光地对陆王心学格致论的融摄

"格物致知"的概念出自《大学》。在唐宋儒学复兴的背景下,"格物致知"经过宋代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发掘与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涵,成为宋明理学认识论、工夫论与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议题。而李光地作为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和朱学领袖,格致论既构成了其理学思想中富有特色与创造性的一部分,亦是其融摄陆王心学的主要方面与典型表现之一。在对"格物致知"文义的解释上,李光地受到陆九渊特别是王艮的影响,偏重以知本、知性明善言格致。在对格物致知内涵和方法的理解与诠释上,李光地着重突出了格物的道德属性与伦理优先性,相对抑制了对于客观事物之理的关注,从而缩小了格物的范围,减弱了格物的知识性与认识论意义。同时,他还肯定了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并提出"《大学》之宗,归于诚意"的观点。由此可见李光地对陆王心学的融摄是深刻、系统且多方面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体悟而做出的批判性吸收与折中,而这正是其建构自身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式。     

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陆九渊没有把自己的学问概括为心学,宋代其他人也没有把它概括为心学。到了元代,有人以"本心之学"、"传心之学"来说陆学。不过,从宋末至元,事实上称程朱学为心学者更多见。明代时以心学说陆学的情形多了一些,但不能说已经很普遍。这样说的人似乎多对陆学持批评态度,陈建与唐伯元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明末以心学说阳明学的情形比较多见,"陆王"之说此时也已出现,但未出现"陆王心学"之名。一直到清中叶,此名始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陆王心学"之说大倡,陆九渊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试论陆九渊与朱熹的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造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理学成熟期之理学诗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陆九渊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朱熹的诗则更多地表现理学为背景的天地之理,两者都形象地再现了各自独特的理想人格形象,透示出相似的理学文化精神。     

陆九渊心学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

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从方法论上讲,通常被视作简易之学。陆九渊对此不仅直认不讳,甚而喜好有加。究其原因,简易方法是陆九渊发明、创新儒学的一方宗旨,与他的生体思想即本心学说达成了本体工夫协融为一,也是他判别学派和接引学者的指针。本文对此作了辨析,尤其对向来统混讲论的剥落、减担等说法作了明确区处。陆九渊的实学主张不仅包括个体道德认知上的切己自反和躬身践行,而且更为强调对儒学的切实创新,更为关注儒学的普遍的社会实效表现。陆九渊心学体系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在内在理路上是相联通的,表明他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实有所本,实有所得;而他在“辨志”基础上提出的实效实利为心学以至整个儒学固有内容的诸多论说,则至少足以说明,视心学为空疏不实之学是缺乏根据的。     

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陆九渊诚论的心学向度

陆九渊通过对《中庸》、《孟子》诚论的解读,以"吾之本心"界定诚,诚与本心直接同一,诚被纳入到心本论的心学体系,赋予诚以道德本体的形上意蕴。本体之诚不仅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泉,而且是德性的心灵之根。诚既有了心作为存在的根基,又使心获得了德性的内在规定性。本体之诚从超越、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世界而体现诚之用,即是"成己"与"成物,"而"成己、成物一出于诚,"没有体用之分,诚本身就是即体即用的范畴。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 “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文辩哲思 三位一体——杨简心学体系及传播的示例论证

杨简是使心学真正独立的人。他超越陆九渊,迥异于程朱理学,彻底树立起“心”的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心与理、心与正、心与意的辨证上,他颠覆性地重塑易理,从而把心学贯彻到了天人学说中。《月赋》是对其心学体系进行形象和深入阐述的文学杰作,包含其心学、易学的基本要素,并给出和讨论了多个重要哲学命题。他对学术思想的文学传达能力和结合到日常事物的实践能力,为心学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     

王阳明心学的致思趋向和运思特征

王阳明心学推广了陆九渊的心即理,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摆脱了程朱理学凌驾于人之上的道德主体预设,凸显了人的本质存在。他的心体之学在致思上拓宽了儒学思想的新路径,把对人的现世精神关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王阳明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主张通过“致良知”来恢复人的本真存在,最终人人都可以成己达圣。心学开创了儒学教育的新局面,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牟宗三论陈白沙心学评析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建构新儒学道统时并没有给予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充分的肯定。牟宗三认为,陈白沙的体证工夫缺乏充分而笃实的践证,他对心体的体认流于玩弄光景,未能真正建立心学系统。刘宗周的儒学既继承了程颐、朱熹关于性体的理论精髓,又继承了陆九渊、王守仁关于心体的理论精髓,是新儒学道统的殿军。事实上,无论从师承关系上讲,还是从学派传承的内容与特征上讲,刘宗周都属于江门学派。陈白沙所构建的心体、道体体系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依次传承至刘宗周、黄宗羲,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是濂洛正宗。牟宗三对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的定位失之偏颇。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袁燮《毛诗经筵讲义》心学思想浅析

袁燮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浙东传人,“甬上四先生”之一,其诗经学著作《毛诗经筵讲义》通过对诗大序中“诗无邪”、“四始”的心学阐释,和解经中心学方法的运用,着力于启沃君心,即帝王的本心,刚健之心,充分体现了其诗经学在阐发心学思想的同时更为注重践履功夫和经世致用。     

心学与理学

心理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并不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和使用的。本来,“心”一词也好,“理”一词也好,都经常在多层含义上被使用,所以把“心学”和“理学”设定为两个具有对立关系的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1]就连这样给理学路线当头棒喝的王阳明也被其后继者称为“理学”,可见其使用方法是模糊的。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学者或者以为“心学”和“理学”应该加以区别,或者以为“心学”与“理学”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为此而煞费了种种苦心。作为其中一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