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宋代蒙书

蒙书发展到宋代呈现井喷之势,远较前代为多。可考新增数量计北宋30种,南宋114种,直至今天尚存53种。蒙书是根据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对两宋蒙书分类时,应按照其功能分为识字、科考、伦理、专门四种类型。其中科考类和伦理类蒙书,分别体现出"考下庶童"和"礼下庶童"的新趋势,伦理类蒙书中的性理蒙书,又是在"礼下庶童"和"考下庶童"双股力量推动下的"理下庶童"的结果。以宋代承前启后又集大成的《三字经》作为考察样本,在知识社会史视野下考察其各项内容在蒙书史上的史源可以发现,在科举和理学的合力下,蒙书发展到宋末已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儿童观念"。     

《千家诗》的版本流传与编辑特点

［摘要］宋元时期的《千家诗选》采用了类书的编排体例，并在门类上经历了不断增补的过程，工具化、实用化倾向明显；明代日用类书的大量刊行，使得《千家诗选》的影响力降低，经过大幅删削而成的《千家诗》在明代成为广泛采用的童蒙教材，编辑风格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清代对明代流传的《千家诗》进行了重订、增补甚至重新进行选注，除了继续用以训蒙外，更多地呈现出学术化倾向。     

竹林七贤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及蒙书的角度

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蒙书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竹林七贤留给了唐人丰厚的记忆。《晋书》所揭示的是初唐史家对竹林七贤的钦慕、同情与理解。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为代表的唐代类书,则汇集了大量与竹林七贤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体现了唐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而《蒙求》一书则可见唐代士人在启蒙时期便对竹林七贤事迹耳熟能详。     

谈吴昌硕的艺术创新

吴昌硕在诗、书、画、印等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艺术道路与众不同,在于创新他的作品有一种雄劲苍石的生命力量,一扫明清画坛萎靡柔弱之风,是时代与个性创新结合的典范.     

杨维桢书法的形态创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与赵孟頫“复古”秀雅的书风比较,杨维桢的书风具有明显的叛逆意味.他以一种新的视角解构了正统书风,在艺术形态上呈现独具一格的面貌.文章首先从笔法、结体、章法几方面分析了杨维桢书法在技法形态方面的特点；再分别从风格取法、空间意识和个性化的语言样式几方面来考察其书法审美形态的架构方式,探讨其创新之处和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同时联系明清个性书家、尤其是明末狂放书派的书风特征,来阐述杨维桢对后世书风的启示作用.     

细翻宋版书

我国的宋版书，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书家竞相搜求的宝贝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可见当时宋版书流传不多，藏书家已不是单纯地把它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文化的读物，而是作为珍贵的艺术品和罕见的历史文物来收藏了。     

齐鲁古典戏曲概说（之二）

齐鲁古典戏曲概说（之二）张英基明清是中国戏曲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传奇在明清戏曲艺术中居主要地位。明清传奇继承了南戏的艺术形式，并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将剧情发展的段落分为“出”，每本传奇一般在二十出以上，六十出以下；剧本大多分上下两本（卷），且每出戏...     

岳麓版蒙书用字初探

中国古代蒙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字反应了汉民族人民表情达意的基本信息.我们对岳麓版14部蒙书的用字的字次、字种、流向等做了全面的统计分析,对其与古今汉语常用字的关系做了概要的阐速,并进而提出了"古今惯用字"的概念.     

古代类书的编纂历程

类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工具书。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 ,创体两千年来对于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作用。《尔雅》可视为类书的萌芽。编纂类书起始于三国曹魏 ,最早见于著录的第一部类书是三国黄初元年 (2 2 0 )的《皇览》。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型的官修类书。宋元类书种类繁多 ,北宋初年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类书”。明清时期类书走向兴盛和衰亡。清代的类书编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类书的体例益精、种类、数量益巨、检索愈方便 ,是对历代类书编纂成就的总结 ,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清代中叶以后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自然科学的兴起 ,有些事物已难以用简单的事类来概括 ,类书的编修由盛转衰 ,逐渐销声匿迹 ,其间达百余年之久。     

阅读之轻与重

图书界、读书界的所谓“小资阅读”．其实是一个早就流行的观念了。虽然有书评人士认为这是一个“虚概念”，但“小资阅读”的趣味和风尚，却是越来越清晰、流行起来。这在去年的图书市场里出现的《芒果街的小屋》、《小时候》、《地下乡愁蓝调》等书，都显现了这方面的表征。因它的情调、趣味、品位的特征，所谓“看着不累，又不能太肤浅．可以在任何一个‘断点’续上的小书”，读者把这类书叫做“生活方式读物”，称这种阅读为“半休闲化”的“轻阅读”。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杨慎的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

杨慎乃蜀中奇才,其学问之博,著作之富,在明代堪称第一。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图书编撰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编撰了大量图书,充分反映了他的编辑思想。他倡导并践行实事求是,重文献、重证据之学风,对明代理学的空疏提出严厉批评;他编选图书,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品评标准;在图书的编撰结构上,既重视理论探讨,又重视考订辨析;在图书的编撰体制上,既重继承,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诗学渊源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在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为老健古硬而非平淡的论述前提下,分析研究了梅诗能突破唐音、独立宋调,从诗学渊源上讲,在于他选择师法的对象与前人不同,更在于他对每个对象的取舍吸收之处、取舍吸收的时间与数量也与他人不同。重点论述了梅尧臣对韩愈、杜甫的特别师法,提及了对陶渊明、韦应物、阮籍、贾岛、孟郊和《诗经》的取舍。     

黄丕烈藏书题跋辑本校误举例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于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有很大价值,清潘祖荫、缪荃孙等人都曾搜集黄丕烈的藏书题跋,编纂成书。通过对部分黄氏手书题跋与诸家辑本的校勘,可发现后人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倒、衍等问题,其中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在诸家辑本基础上对黄氏藏书题跋的重新纂集校录,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     

绘画艺术与“默会”

“默会”既是一种知识类型，也可理解为一种知识习得方式。其诸多特点，在绘画艺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绘画艺术的主体性特征，绘画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都表现出强烈的默会性，同时，默会也是美术知识传递的重要形式。     

艺术何为？——读托尔斯泰《艺术论》札记

艺术与“真、善、美”的关系，不是一个新话题。根据一般的认识。艺术具有真善美的特性，而托尔斯泰以其卓越的艺术大师的艺术经验否认艺术是“美”的表现；艺术表现普。但不及“善”本身。“善”这个概念在托尔斯泰那里就是上帝的化身。艺术只能趋近，但永远不达“善”本身。艺术之“真”是情感真挚。托尔斯泰对艺术“真”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艺术“美”的否定的逻辑之上。艺术不表现美，而表现善，“真”是艺术抵达“善”的途径。     

中世日本女性的言语实践及位相特征解读——以“女训书”和“女房词”为中心

现代日本语中男性与女性在用语上存在着极具特色的显著差异,这是日本语有别于很多国家语言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日本语言发展史上的男性与女性用语自镰仓室町时代起就开始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位相差异。其重要依据之一,便是这一时期＂女训书＂的出现和＂女房词＂的流行与传播。从以上依据入手,解读中世日本女性的言语实践行为及其位相特征,探索其产生的社会意识与根源,从而为日本女性语的发展研究提供独特的研究维度和理论参考。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的贡献与局限

《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标志着巴赫金对传统小说理论和体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巴赫金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将不同文学体裁的分野归结为史诗与小说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观,为平凡文体（prosaics）的发展繁荣推出了理论先导。但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又具有相对局限性。巴赫金在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中弃史诗而扬小说,为平凡文体的发展繁荣扫清了理论障碍;而思考巴赫金的相对局限性则有助于增益文学的多元丰富和创造力。     

高诱巧注《淮南子》之“禽”

《淮南子》不是兵书,胜似兵书,全书有26例＂禽＂（擒）字,东汉高诱用直接注释和超前注释等5种方法注释了13例;而其余13例则不予注释,却可用援例释义和互文同义等6种方法辨析出＂禽＂字的＂斩获＂和＂杀＂等项字义,表现出高诱注释的少而精、言简意赅的高度技巧,并体现了高诱精于继往开来、巧于归纳的精神,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和古籍注释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