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文宗”袁宏的《后汉纪》史论艺术

东晋袁宏，史称“一时文宗”，其史学巨著《后汉纪》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其中史论部分约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仿《汉纪》形式，引玄入史，不拘一格，创立了较为灵活的史论写法，具有立论抽象概括、论证严密透彻、感情洋溢、语言朴实的艺术特色。     

嵇康论体文的论辩思想与论辩艺术

嵇康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论体文是其文中最重要的文体，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他的论体文是在明确的论辩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论辩实践，对对方谬误进行多角度批驳，而其最具原创性的论辩方式就是攻心术的运用。犀利的论辩锋芒与高超的论辩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嵇康论体文独特的艺术魅力。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致思理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体文兴盛。尽管其时文士甚为注重“辩名析理”,其论作亦具思辨性特征,但就其致思倾向而言,多采用意会与体认的方式,具有以直觉为归的特色。“寄言出意”与“取象比类”是魏晋南北朝文士在论体文中运用较多的“立象尽意”的方式与手段。魏晋南北朝文士自幼诵读儒家经典,在论体文中,既留下了受经学思维影响的痕迹,又显露出经学思维的变异整合,或以引经据典的方式阐述己见,或以解经与义疏之体例论理。     

简论毗昙学对慧远论体文之影响

东晋高僧慧远,受其时毗昙学的沾溉,在其论体观念与论体文创作中多有表现。注重名相辨析,采用多种论辩方法,破立结合,条分缕析,其论体文成就突出,堪称东晋"论"坛的一方重镇。     

《肇论》的论证艺术与语言风格

东晋高僧僧肇,师从鸠摩罗什,吸取中观学派“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论辩艺术,将其与先前接受的儒学、玄学影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辩风格。《肇论》在语言风格方面,受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的影响,但与其重在释理的特点有关,因而又不为文体所束缚,将深邃的佛理用自然朴实的语言阐述清楚,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结出的“论”体“奇葩”。     

魏晋南北朝释家异域志之风土人情书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徒西行求法大潮的涌起,释家异域志蔚然滋多.这些异域志以纪实为主,主要记录高僧乘危履险、西行求法的种种经历,亦不乏对异域奇闻异物、风土人情的生动描写.既有对域外自然险境的如实记录,又有对异域奇特事物的传神摹写,还涉及不同国家不同的土风民俗,包括居住环境、饮食习惯、衣着打扮、交通状况、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价值,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魏晋南北朝政论蠡述

"论"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政治结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谈政论军、议刑论礼之论应运而生。其时,军政之论均关涉时事,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体现了论体文的实用性与现实性;"礼"学之热实不逊于汉代,礼制之论尤以论丧服之礼者为盛,表现了其时文士辨名析理能力的增强;肉刑之争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争论次数之多之频、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论辩双方互逞口舌、迫敌立己之盛均为历代罕见;考课之辩的盛衰,表明论辩风气能否兴起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提供自由言论的权力。     

沉潜考索之功，理性思辨之作——评赵逵夫先生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

由赵逵夫先生主撰，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编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先秦文学编年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建立在对原始资料大规模的挖掘、整理、钩沉和辑佚的基础上，博采新论，辨惑释疑，廓清事实，辨明真伪。作为文学编年史，其具有“史”的特征，试图在时问的点上，来寻求各种史料的相关意义。而作为文学史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其借助以年纪事的方式和体例，在丰富的史料中呈现出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凸显出文学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是一部开拓与开创兼备、创新与总结并举的著作，是一部填补先秦文学编年史空白而又集先秦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吴质在丕植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双重身份

吴质虽出身寒微却想出人头地,才学通博而不甘为文士,足智多谋又飞扬跋扈,他应时而动,虽遭贬谪,但终被封侯。他在与曹丕曹植的交往中,是曹植的文友,是曹丕的心腹与谋士。因此,他在丕植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具有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