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内陆经济发展对辽宁的启迪

一、国内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比较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则是评价某一地区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程度及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我国目前共划分31个省份,其中10个沿海省份和21个内陆省份,比较国内沿海和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服务业发展.     

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对辽宁的启迪

一、国内沿海与内陆经济发展比较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评价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则是评价某一地区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程度及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我国目前共划分31个省份,其中10个沿海省份和21个内陆省份,比较国内沿海和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服务业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经     

黑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的五个路径

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是我国“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省份,是国家重要的“煤、木、油”和装备等工业基地,是最早实行、最晚退出计划经济省份。     

基于AMSZ标准的中国省域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文章基于AMSZ标准,对中国31个省份1990-2012年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省经济的动态效率与投资率负向相关,呈现对称变化趋势,过半省份经济基本处于动态有效率状态,不到半数省份的经济动态无效率;几乎所有省份在2006年或2007年后出现效率急剧下降趋势;总体上经济处于动态效率上升的省份是处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东部省份,而下降型的省份多数位于西部地区.     

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统计考察

文章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出口地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出口地区结构独立于贸易水平本身而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率。当考察的样本为全部省份或贫穷省份时,出口集中度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当考察的样本为富裕省份时,估计系数为负,且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意味着贫穷省份可以从集中出口贸易中获益,而富裕省份则不然,至多是混合的情况(即有的获益、有的受损)。这说明当前我们应该允许并支持贫穷省份在一定时期内集中与某个或某些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贸易联系;同时应尽快敦促富裕省份分散出口地区结构,防止富裕省份的集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从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     

中国省份消费水平指数的波动源头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基于序贯主成分方法估算的状态空间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对我国1999年1月到2015年6月31个省份的CPI即消费水平指标的三层动态因子进行估算.将CPI波动来源分解为相互独立的国家、区域和省份动态因子,进而分析其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动态因子和区域动态因子基本反映了各省份消费水平的波动趋势,可作为CPI波动的主要源头,然而省份动态因子差异较大,其差异性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并利用方差分解来解释CPI波动源头,其中,全国动态因子是CPI波动的主要驱动力,区域动态因子影响力最弱,省份动态因子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区域及各省份的特殊特征有关.     

地方主导企业特质冲击的颗粒经济效应与区域经济影响

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标识的微观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需要关注。本文基于Gabaix(2011)的"颗粒假说"探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上市公司(地方主导企业)的特质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量,分析颗粒经济效应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31个省份中有14个省份当地主导企业的特质冲击显著影响当地宏观经济波动,具有颗粒经济效应;将省级经济体扩大至各省份临界经济体、各省份所属经济区域,发现其中一些省份的主导企业对区域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不同企业群体对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量有所差异,从而为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识别了一系列更为重要的微观起源。经济发展中应该对微观企业生产波动给予重要关注,尤其是地方主导企业,从而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影响陕西省农民增收的相关因素分析

陕西省是西部欠发达省份，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东部、中部水平，徘徊在全国第27、28位，在西部省份也处于中下游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中部地区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省际人口迁移与产业劳动效率间的动态关系分析

文章基于全国各省1992-2012年的省外户籍人口迁入数据和各产业劳均增加值数据,建立了PS-VAR模型以分析省际人口迁移与各产业劳动效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了解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上述变量间关系是否存在不同,还将各省份分为较发达省份和较不发达省份,并分别建立PSVAR模型,从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结果三个方面出发,比较了全国模型、较发达省份模型和较不发达省份模型的异同.     

最新资讯

30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9月底，全国已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长幅度平均为24％。目前，全国31个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平均为870元。现部署开展企业薪酬第二次试调查，范围扩大到北京、江苏等8个省份。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我国创新链竞争力评价

文章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创新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生态位态势模型、宽度模型、重叠度模型及适宜度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份创新链竞争力。结果发现：各省份创新链竞争力综合生态位未出现随时间增长趋势且具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链发展不均衡以及分层现象明显；多数省份创新链竞争力生态位宽度呈浮动增减的动态变化趋势，湖南、江西生态位宽度略有扩张，北京、天津、河南则略有缩减；各省份创新链竞争力生态位重叠度差异较大，在0.0054～0.9654，但多数省份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较高；各省份创新链竞争力生态位适宜度变化范围在0.0458～0.6899，其中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及广东6个省份生态位适宜度大于0.4。根据我国创新链的实际问题，从扩充、分离及优化生态位三个方面，分别提出特色拓展策略、错位竞争策略以及协同合作策略。     

基于线上数据的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空间效应研究

以携程旅游网数据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讨论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包括整体和个体网络结构、结构洞、核心—边缘和块模型分析；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研究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空间效应，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传统数据源和引力模型测算的结果，线上旅游市场省域旅游合作与交流程度更高；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总体上较为紧密，各省份间普遍存在关联关系。东部省份的网络中心度高于中西部省份，除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浙江外，西部的陕西也是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省份，这些省份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在旅游网络中属于核心区，互通程度高，其他省份属于边缘区，网络连接相对不紧密。净受益板块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经纪人和双向溢出板块在东中西部省份均有分布。省域旅游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效应，“五一”、暑期、“十一”三个时间段的出游人数较多，且旅客选择出游的热点地区也随时间变化。空间计量分析表明，省域旅游流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省份旅游流能够相互促进发展。扩散效应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中心度、数字经济发...     

数字经济对三重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影响

探析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各省内、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嵌入式世界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字经济规模及价值链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各省份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协同发展，价值链关联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是该影响的中介变量。在异质性方面，服务业数字产业化以及制造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各省份协同参与三重价值链的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各省份价值链后向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前向耦合协调度，在东中部省份以及农业采选业服务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应抓住经济发展新机遇，借助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各省份协同嵌入省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DPSI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OPSIS模糊物元法探讨了2010—2019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测度阻碍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时间序列上，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在空间格局上，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从“中游领先”到“下游超越”的演进格局；在障碍因素上，人均水资源量是流域沿线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共同障碍因素，且不同省份的生态安全障碍因素亦具有区域异质性。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高校协同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

根据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内涵,从协同创新投入、协同创新产出、协同创新转化、协同创新合作、协同创新支撑5个方面构建高校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并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的高校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省份的高校协同创新能力要显著强于中西部省份。高校协同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基本保持稳定,只有辽宁、福建等个别省份变化幅度较大。省域高校协同创新能力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接近的省份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分布。     

中国省际贸易矩阵的估计与应用

基于2012年中国31省市的投入产出表，借鉴国内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社会核算矩阵理论编制了中国省际贸易矩阵，估计和分析了各地区省际间贸易往来规模及特征，并进行了各地区贸易往来影响效应的比较。结果发现：北京、海南等省际贸易依存度较高，四川、山东等省内贸易比例较大，江苏、北京等省际贸易总量较大，而青海、西藏等省际贸易总量较小；北京、上海等发达省份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同时一些中部省份是贸易流入的主要地区；北京、上海等呈现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应度，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有着较强的感应度和较弱的影响力，宁夏、陕西等西部省份呈现较强影响力和较弱的感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