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伦:民族政治理性化视角下的“民族共治”理论构建

朱伦的"民族共治"概念及其理论是在反思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与传统自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理论以"合众而一"理念为支撑、以"双向两层面"的共治模式为方式、以"民主-共和-共治"的三位一体理性民族政治为目标、以"四对八根"的系统共治体系为保障。围绕民族共治与民族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其他民族政治观等议题的区别,围绕民族共治理论面临的困难均需面对与探讨。     

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

本文通过对中国等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实践的考察，指出民族共治是与民族自治同时存在的事实，并通过对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和原理的论证与揭示，提出了“双向两层面民族共治”的命题。“双向共治”一是指参与管理，二是指接受管理；“两层面共治”一是指国家层面的管理，二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层面的管理。民族共治是现时代民族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统一建设的必然和合理要求，它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纲领性命题，而“自治”、“参与”等少数民族政治权利诉求和保障则属于子目问题。     

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产生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暂时妥协 ,存在着排他性和从属性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 ,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它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的命题。当代民族政治理论应当以共治为核心思想进行构建 ,并赋予自治新的含义 :“民族政治性组织合法”加上“民族政治人格平等” ,应当成为自治的新概念 ,对此可以“当家作主”来界定 ;由这种新自治观出发 ,共治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 ,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的工具     

自治与共治:对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的宪政反思

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有关 ,它是西方殖民时代后期的产物 ,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属于公民政治的范畴。从宪政的角度来讲 ,现代西方宪政理论也是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惟一”的理念上建构起来的 ,在其进行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将民族关系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宪政理论上往往疏于研究。本文旨在从民族共治理论出发 ,揭示西方宪政理论中存在的误区和片面性 ,进而指出民族共治理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政治问题 ,而且也应当是多民族国家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问题。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制度、机制、政策、立法的设计层面,缺乏对制度、机制、政策、立法背后价值理念的系统考察。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理论、制度和政策文本的分析,梳理、归纳出五种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出于多数民族的利害或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理念、权利正义的价值理念、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权的的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某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单独或共同作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族际政治视野中的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义

在族际政治的视野中,自治、共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共生性的政治概念,具有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价值,彼此互补、渗透、包含,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元文化主义承认现代国家内由于历史和当代的原因而造成的多元文化现象,承认不同文化共存的社会现实,为包括民族区域自治这种特殊制度安排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作为开放的制度法律架构形式的民族自治和自治-共治机制,又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体系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空间,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体系收获预期效果的现实路径和有效手段。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凸显了族际政治的重要价值,多民族国家应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治-共治机制。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评介

廖杨教授新著<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于2009年3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71万字,是作者多年从事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选择广西的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照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历史演进的顺序,从历史与现状、地方与国家、区域与全球、边缘与中心、民族与宗教以及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来透视广西的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梳理了不同时期广西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历史变迁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并依托问卷数据对民族、宗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论述的是民族与国家应当一体的理由,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体。由此,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扰了人类社会数百年,并引起各种民族冲突。本文作者从分析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法律民族的关系入手,试图为民族主义建立一种框架,并认为基于政治民族和法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终将取代基于文化民族之分的联邦主义。     

论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的思想触角延伸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思想胜景.但是,无论其思想延伸多远,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基础之上的.在其两卷本的著作<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方面要维护建立在商谈伦理基础上的国家话语机制和政治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维护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继而在民族理论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关系、民族自决权和回族等问题有了新的思想认识、理论突破和创新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逐渐形成了由多民族结合而成论,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民族区域自治论,回回民族问题论等内容构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理论体系。这无论在当时为改善国内民族关系,促进团结抗日,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还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都无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找到了正确的现实途径。     

"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综述

由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于2007年4月14日至15日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     

从十七大报告谈我国民族研究的思路——兼驳民族研究的边缘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时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进行了客观的评估,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本文通过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尤其是十七大报告,结合我国民族问题的现实和研究情况进行思考.文章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执政纲领还是民族研究,都必须结合国情,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主流,针对民族研究中"边缘化"的趋势提出了一些看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的背景错综复杂，包括民族怨仇、殖民统治及大国强权政治等历史根源；东、西方冷战终结和雅尔塔体制解体的国际大气候；某些国家政府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西方世界有目的的推波助澜等内外缘由；以及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大潮所激发的各民族经济、文化权益之争等深层因素。民族自决权原则的真谛是遭受外国异族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非殖民地化，它与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紧密相联，不能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适用范围。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的“一国一族论”，以及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的“一族一国”论，在理论上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也势必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中央政府支持边远地区的经济项目在立项设计、效益评估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

本文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支持的边远地区经济项目的得与失出发,阐述了这些项目设计立项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及效益评估办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