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生态特征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关系研究

民族文化生态是指民族文化各要素之间以及民族文化与其所处民族生境之间的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存在是维护民族稳态延续的根本动力.民族文化生态应包含区域性、系统性、动态性和脆弱性等特征.少数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地应对民族生境时,构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生态,要建设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必须准确认知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特征,这样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谈媒介生态优化与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建设

环境和生态安全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建设绿色的生态文化是保护环境和生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在生态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应是生力军和旗手。而在湘鄂渝黔边区,由于种种原因,媒介生态存在着失衡现象。因此,必须优化媒介生态,才能保证传媒在构建生态文化中高扬绿色文明的大旗,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保护边区的环境和生态安全、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民族习惯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以贵州省支嘎布依族苗族彝族乡为例

本文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除魅,以法律多元为视角,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民族习惯法的文本内容、实践特征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的启示,运用规范分析、参与式观察与拓展个案研究,认为现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习惯法文本涉及矿产、林业、土地等资源保护与管理以及“整脏治乱”等内容,其实践特征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因地制宜性、作为手头库存知识的可操作性、与国家法的衔接性、违法制裁机构的专设性、对违约行为以经济制裁为主等.民族习惯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可用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浅析满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以宁安富察氏建立满族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分析为例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对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体保护的新型理念,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来传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这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以宁安富察氏满族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其满族文化资源的赋存和保护现状,分析其建设满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并且提出以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来传承与保护满族文化旅游资源.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已初步建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但是生态环境监察执法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举措是：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公益诉讼制度,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督察制度。     

生态民族学的当代价值

本文主要探讨了理性与非理性、自然生态与民族生境的意义与关系,对文化生态和本土生态知识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指出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生态灾变救治的终极目标上仍然需要依靠特定生态背景下特定文化共同体的这本土性知识。     

古代的生态维护与文化制衡

古代民族由于所处时空域的限制,不可能全面认识自然生态系统并自觉直接维护生态环境,而是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从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内人为地分割出一个最适合于本民族生息的区域,按照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去建构并直接维护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生境。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主要是通过文化制衡来实现的,它具有无意识性、间接性、被动性和区域性。探讨这种生态维护的特点及功效,有助于深化对民族生境的认识并为今天的生态维护提供前人的经验教训。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路径选择——以广西自治县域为例

民族地区是扶贫成果巩固、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安全战略等国家重大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为凸显.生态产业化模式的经济体系,既有统摄这种多元利益冲突的内在合理性,又有社会实践和自然禀赋基础,使其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多元利益深层冲突的重要形式.生态产业化需要在法治路径上展开,而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需求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治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特殊性.     

生态化:民族地区生态文明融入政治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功能区,也是生态问题凸显区.政治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有助于实现生态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必须以政治文明的生态化发展为制度保障.政治文明的生态化发展主要围绕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等三个方面展开,核心是党的领导方式生态化,主体是法治体系生态化,基础是民主建设生态化.党的领导方式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方式,生成政治意识文明.法治体系生态化目标是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主要包括综合性的生态立法、协同性的生态执法和强效的生态司法.民主建设生态化的中心是公众生态参与.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旧金山和约》并非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

据一些中日历史资料记载,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旧金山和约>.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根据<日韩合并条约>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朝鲜国籍并赋予其"日本国籍".二战结束后,根据"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从<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起又一次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日本国籍".因此,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并非<旧金山和约>.     

"东突"理论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

本文指出,"东突厥斯坦"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分裂、肢解中国而提出的政治概念,它既不是民族体概念,也不是民族学概念,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突厥族和东突厥完全是两个概念.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完全停止过.新疆的历史是由诸多民族和当代民族共同创造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理论,违背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对电影《花腰新娘》的人类学解读

本文把电影《花腰新娘》作为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一个文本,将其看做现代传媒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阐释,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这种阐释做了分析.文章考察当地人(花腰彝)如何解读电影中关于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的信息,如何表达他们对其中的意识形态的态度,又如何围绕媒体来组织他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及经济活动.文章同时提出了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符离之窟"与"额儿古涅-昆"--阿尔泰语系突厥、蒙古语族先民隧穴信仰探讨

<周书>等汉文书籍所载古代突厥语族民族狼救助神话传说中的"符离之窟"和拉施特<史集>所载<额儿古涅-昆传说>中的"额儿古涅-昆"之间存在着相通性.两者并非指自然隧穴,而是神话传说中的幻想境界,是上述民族始祖"所生之窟"的象征.神话传说所描述的"符离之窟"和"额儿古涅-昆"的原型为山中自然隧穴,这些隧穴作为初民崇拜的神圣场所长期被古代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民族先民所敬仰和膜拜.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论民族干部素质与践行"三个代表"思想

本文从民族干部素质与民族地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角度,分析了具有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对促进民族地区先进文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谋求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根本利益中的核心作用.并据此提出提高民族干部素质的基本途径.     

“家西番”之称谓探源

在青海,人们把生活在青海省湟中、湟源、大通等地从事农业生产,使用汉语、生活习俗受汉族影响较大的藏族群众称呼为"家西番"。认为"家西番"是"住家耕田"的藏族,"家"是"有固定住房的意思",区别于游牧的藏族,这是人们望文生义的结果,笔者认为"家西番"是一个藏汉合璧的称谓,"家"即藏语汉族(■)的音译,"西番"又是汉族对藏族的叫法,"家西番"义为"像汉族的藏族",类似的叫法在藏族内部也有,安多藏区牧民就把农业区的藏族叫作"家绒娃"(■)、"家绒"(■),义为"像汉族的农民",嘉绒藏族的族称也许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