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记论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一书(计38万字),是兰州大学教授张大可同志继《史记研究》一书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是研究《史记》专业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一部有益读物。 一、史记论赞,指《史记》这部巨著中的“太史公曰”。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篇后之“太史公曰”为赞。张大可同志编著的这本书辑释《史记》全书的“太史公曰”,其中序论23篇(即十表九序、八书五序、世家一序、列传八序),赞论106篇(即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史记》“太史公曰”抉疑

汉代史官称太史令,亦称太史公。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他自称太史公,又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太史公书》。(后世习称《史记》)因此,后人一直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部分,看作是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列传七十》“自传”意识探激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书序．开创了我国古代传、序结合的自传创作方式。在人称、叙事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人的自传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则是隐士自传的开山之作。二者对我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都有“开源启流”的作用。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吐蕃七贤臣”考论

一、生平与事迹 关于“七贤臣”的生平事迹,《汉藏史集》专列“吐蕃七贤臣事迹”一章;《贤者喜宴》则以时代先后为序,在西藏王统史记中分别叙述之。本文即以该二书为主,参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下称《敦煌文书》)、《西藏王臣记》、《王统世系明鉴》     

东方朔故里考

<正> 汉代以滑稽称世的东方朔,他的故里在当今何处?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历代散文选》等读本,在晋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的注释中说,东方朔的故里平原厌次是“当今山东惠民县”,笔者认为此系误考,平原厌次当在今山东陵县神头,颜真卿撰《东方画赞碑阴记》就是佐证。宋欧阳修《集古录》云:“右《画赞碑阴》,唐颜真卿撰并书。湛赞,开元八年,德州刺史韩思复刻于庙。天宝十三年,真卿始别书之。”西晋时,夏侯庄为乐陵郡太守,其子、散骑常侍夏侯湛来此探亲,游历东方朔祠庙,“覩先生之县邑”,“见先生之遗像”,“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于是就写了一篇赞文。这篇赞文曾被昭明太子收入《文     

《帝告》佚文在今《皋陶谟》中考

根据《史记·殷本纪》和《书序》,可知《尚书》中《商书》部份排列在第一篇便是《帝告》。它原是商代历史中时代顶早的一篇资料,性质自属重要。可惜《帝告》原文,早已亡佚。至今钩稽探索,从事研讨,似亦不为无益。《帝告》之“告”字即“喾”字。王国维谓“商人之古帝王喾,或作夋者,则又夔之讹。”这话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无题

《史记》自从被定为“正史”之后,连同它的作者司马迁,声誉与日俱增,时至1955年纪念司马迁逝世二千一百周年这个盛日,更成为举世的一件大事。可是,自从汉武帝天汉二年秋开始,司马迁的遭遇以及他的死,因本文属于补白,无力论述,仅就《史记》本身的遭遇,提供一、二例证,以见共何等不平! 《汉书,东平思王传》:“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司马迁论《尧典》述作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裁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对赞语加以分析:(一)“尚矣”的“尚”字同“上’,古远的意思。学者们所称说关于“五帝”事迹,固然时间古远;关     

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浅谈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中的一大家,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的七古里选了他的《韩碑》一篇,称:“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翽。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极力推重。其实,《韩碑》诗是商隐摹仿韩愈的诗,像“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这些就是仿照韩愈的以文为诗。诗中称“文成破体书在纸”,韩愈的《平淮     

浅谈《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在篇末对事件、人物阐述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以来,这种文学形式一直为后世文学家所效法。在散文中,如柳宗元《捕蛇者说》在写了一个宁可死于毒蛇而忍受不了苛政的捕蛇人之后,便加上一段评述。在唐人传奇中也屡见,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房千里《杨娼传》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用“某某曰”的字样,但无疑是借鉴于马司迁的“太史公曰”的文后加评     

《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

同《周易》一书一样，《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关于它的性质，作者与成书年代及其价值，虽历来众说纷坛，却论之者颇多；但对它的“荒诞”，至今学术界尚未作出理想的科学解释。为使《山海经》的研究走出迷茫，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力求给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其说当否，恳请方家指正。《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仅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所有怪物”，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     

论《庄子·天下篇》的思想倾向

<正> 一《庄子·天下篇》作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历来被人们所重视,但它究竟出于何人或何家之手?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传统的说法,古人编书著书序列于最后,如《逸周书》的《周书序》、《淮南子》的《要略》、《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等就是如此;《天下篇》是《庄子》书的最后一篇,又具有概述的性质,因此说它是庄子的自序。但现代学者很少有人同意这种观点。胡适说:“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     

《史记》八书考源

关于《史记》八书的学术渊源，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史记》八书的原型存在于《尚书》之中，但对太史公创设八书体例起更大作用的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八书所载制度，都是特指改制中的制度。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