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特质简析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思想上既继承"五四"的传统,又超越"五四",有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独到理解.他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他关注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认同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观念;他张扬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努力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进展.     

"自由至上主义"及其命运:周作人附敌事件之成因

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不同,周作人是自由至上主义,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周作人的悲剧性命运既有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性结局的普遍性,又有周作人对自由主义误解的特殊性.这是抗战时期周作人附敌之根本原因.     

论胡适自由思想的基础

胡适的自由思想由个人主义、思想自由、好政府主义和容忍这四个主要因素构成。个人主义是其基础和核心。胡适的个人主义以易卜生主义做为经典话语,强调反抗家庭、社会,核心是个人的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救出自己并把自己铸造成器,同时强调个人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思想独立,特立独行,敢于承担责任和富于冒险进取,做最孤立的也是最强力的人,勇敢挑战社会,用怀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敢于提出不被社会承认的个人的主张,并努力宣传推广为明日大多数党的主张,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     

论林语堂的自由个人主义文化观

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林语堂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认为自由个人主义是一种在文化观念上消弭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倾向而专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独特文化形态。林语堂在东西合壁的意义上确立了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价值尺度的文化理想，以宗教泛爱主义为理性依托，把自由主义引向文学实践一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化文化表达方式。     

对自由或自由主义的省视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义的衍伸可以分成两个传统。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传统都未能在实践中避免走向极权、专制与霸权。因此,关于自由或自由主义,就成了一个值得重新省视的问题。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着各种难堪或悖论、矛盾或冲突,它自身就存在着理论的软肋。比如:关于自由和必然;自由与强制;自由与责任;个人主义;自由与平等;……。     

从严复到胡适: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承与调适

严复、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史上的旗帜性人物。从严复到胡适,自由主义思潮既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严复较多关注了"个体与群"这对矛盾中的群体一端,胡适则比较倾向、认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传统。两氏均主张渐进主义,反对急进而骤变的革命,赞同渐进而温和的改革,但严复强调自由为体、自由为先、自由为本,反对将民主宪政作为即时目标,反对遽行民主,主张先行自由思想的启蒙;胡适以自由与民主并重甚至更彰显民主,提出了"幼稚园民主说",认为民主宪政并非高不可攀,在迈上"宪政"的起始之处宪政即可开始。严复所认同并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思想,而胡适所赞同与推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二人均从"自己争取"与社会"容忍"的角度讨论思想言论自由,但严复侧重从国势兴衰的角度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的意义,胡适则比较突出思想言论自由对于人性完善、人格发展与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论罗尔斯自由的优先性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即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平等自由权,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去追求幸福、尊严和福利,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最基本的自由体系,而社会自由体系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自由的优先性问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对自由优先性三个方面的辩护论证,即自尊论、良心平等自由论和利益层次论,不过罗尔斯的三层论证并没有赋予基本自由以词典式优先。康德式自律观念的利益层次论重建,为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解释。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正义原则进一步展开论证,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明显已经受到黑格尔影响而逐渐偏离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不容置疑的是,罗尔斯的现代自由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完全超越了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为民主立宪社会稳定提供一定合理解释的理论。     

离合之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

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他的自由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附会性,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采取附会之理解;二是游离性,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三是松散性,没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四是矛盾性,一方面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立)流派的态度不一,另一方面对这些思想的不够忠诚。这些特征,并不是梁启超独有的,而是过渡时代之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造成这种整体特点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社会主题的演变;二是社会流行思想文化的庞杂与浮浅。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受到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其人生观和自我观发生重大的转型,快乐主义取代德性主义成为人生之善,利己主义也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虽然从清末民初开始,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日益弥漫之趋势,但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占据思想上的主流。相反地,另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述评

作为罗尔斯《正义论》批评者,以诺齐克、纳尔森为代表的近代自由至上主义者构建了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但目前缺乏明确的定义。本文通过与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比较,界定出自由至上主义的定义,即从道德层面论证个人权利,具备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特征的理论体系。     

被误读的与被误解的：中国语境中的伯林

在中国语境中，伯林的被误读与被误解现象主要有四种。第一，消极自由被误解为不做什么的自由。而实际上，消极自由不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是没有外在的人为障碍状态。第二，积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古代人的自由。然而，伯林的积极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而古代人的自由则必定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第三，多元主义被误读为相对主义。但是，在伯林看来，相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主观性与不可理解性，而多元主义的核心特征却是客观性与可理解性。第四，多元主义被误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伯林早年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然而，晚年却认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逻辑关联。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密尔和罗尔斯的两种自由观之比较

自由是现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密尔和罗尔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观.罗尔斯也在其<正义论>中专门针对密尔的自由现进行分析和批评,文章通过分析比较密尔和罗尔斯的自由理论,从而得出他们都坚持自由是受限制的,强调消极自由;所强调的限制中,只考虑了法律责任、公众舆论和社会压力,.没有考虑经济因素;两者都是价值多元主义的观点.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个性自由的合理限度──一种来自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透视

在现代西方社会，弘扬个性自由、捍卫个人权利，是一种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主义 话语和生活信念。虽然它冲决封建罗网的历史进步意义不好抹熬，所包含的合理价值诉求亦不能 回绝，但它因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 理论框架内，针对这一事实的自我反省也曾做过，然而却始终是不完全、不充分的。要为个性自由 的合理限度划一条边界，必须超越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视野，从别的文化系统中寻求精神 资源。在这个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