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

1875年,日本政府强行宣布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对清朝贡,“球案”由此引发。清政府以“球案”为鉴,加强了对朝鲜控制,企图加强中朝宗藩体制。但由于清政府在“球案”中懦弱的表现,以及朝鲜部分统治者对清加强控制的反感,朝鲜越来越倾向于日本。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朝宗藩体制荡然无存。     

略论清政府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对琉球主权处理的失误

18 74年日本以两起船难事件为借口 ,公然侵略我台湾 ,受到清政府及人民的英勇抗击。狡猾的日本处心积虑地使用偷换事件内涵的做法 ,瞒过了缺少外交经验的清政府 ,签订了使中国丧失琉球主权的《北京专条》条约 ,后来在日本侵占琉球过程中 ,琉球曾向清政府恳求援助 ,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 ,拒绝对琉球的援助 ,最终丧失了琉球的主权。     

清政府对朝鲜海关的控制

在近代中朝关系史研究中，一般比较重视清政府如何运用政治、外交手段来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本文则着重从经济角度出发，对清政府通过控制朝鲜海关来强化宗主权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认为清政府在列强虎视鹰瞵的情况下，是通过比较有效地操纵朝鲜海关的“洋员”，阻止朝鲜以海关为抵押向外国借款，诱使朝鲜以部分税收为抵押向清政府借款，乃至清政府获得朝鲜部分海关税收保管权等步骤和手段，从海关入手，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因此可以说，对朝鲜海关的控制，是清政府着眼于经济、财力作用强化对朝鲜宗主权的重要手段。     

日本吞并琉球始末

本文以翔实的历史事实,阐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历史渊源,叙述了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分析了清政府对日妥协以致丢失琉球的真相。     

简析甲午战前的"征日论"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各项改革措施使日本在短时期内,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力增强的日本开始对外实施扩张战略,并首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台湾和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朝鲜.在这种背景下,中日之间的矛盾大爆发,从而在清政府内部产生了要求征讨、惩治日本的"征日论".     

甲午战前清韩宗藩关系的强化及其后果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与朝鲜存有宗藩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清政府力图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政府为了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而采取的措施在很多方面不是舍本求末就是失当的，它力图遏制日本在朝鲜势力膨胀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因此，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朝鲜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李鸿章对朝鲜的国际均衡政策（1879-1882）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进而威胁到朝鲜的安全和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此时美国想借助日本打开与朝鲜通商之路,李鸿章为防止日本与美国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对朝鲜采取了国际均衡新政策。     

论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以夷制夷策略

本文试图对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实行的以夷制夷策略予以探讨,以为抛砖引玉之意。一、以夷制夷策略的提出和确立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实行的以夷制夷策略,是在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东亚、争霸世界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确立的。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东亚地区成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地处中、日、俄三国之间的朝鲜自然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早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电子化政府：网络环境下的政府再造

借鉴各国构建电子化政府的途径 ,推动中国政府的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 ,我国应通过政府上网 ,实现政府再造 ,其目标是建设网络环境下民主、服务、廉洁、高效的新型政府     

电子政府与政府管理的民主化

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在政府管理方面的广泛应用 ,电子政府应运而生了。电子政府不仅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 ,也促进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在信息时代 ,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是必然的趋势 ,电子政府的建立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发展政府与政府的科学发展

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各个领域都面临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在推进科学发展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自身必须首先科学发展。政府的科学发展必然包括政府自身的发展和面向社会治理能力的发展。果有善治则必有善政，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政府，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政府学，借鉴全球发展政府的理论成果，研究中国政府发展的规律，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改革和全面履行科学发展观职能提供理论及实践指导。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回应性分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公民本位的原则。政府部门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则是评价政府治理绩效的最终标准。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必然要求,从我国现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来看,提高服务型政府回应性需要加强服务型政府的自身建设,增强公民的参与能力,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和效率,完善政府回应的公正性。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截留中央盐税浅析

经过民国初年的改革,盐税成为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历届北京国民中央政府都将盐税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财政保障,将它列为“国税”范围之内。盐税能否上缴中央与国内政局变化密切相联,当中央控制全国能力强时,地方政府不敢截留中央税款,反之,盐税就成为地方实力派抢夺的目标。盐税截留程度严重与否,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能力大小的标志     

加强政府效能建设必须切实提高政府执行力

政府效能,泛指政府这一主体选定正确的目标及其实现的程度.政府效能建设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对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加强政府能效建设是我国地方政府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推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当前我国政府效能低下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执行力不足.因此,必须加快政府改革,以提高执行力为突破口,全面加强政府效能建设.     

历史视野中的政府组织——论政府组织的三种历史类型

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有着迥异的社会治理结构,进而决定了其政府组织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农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是权力主导型的,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则是规则主导型的,今天,伴随后工业社会转型大幕的拉开,信任主导型组织必将成为政府组织的典型形态。     

试论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兼及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与传统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异同

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水,但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及时跟上.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必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与传统政府新闻发言人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又在何处?它在当前及其以后该怎样发展,应当承担起何种角色以及如何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对于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探讨.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管制与服务的理论契合

针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关于政府与服务在理论契合方面的误解。本文阐述了政府与服务特性的显性不兼容,认为政府强制可以成为服务实现的有效工具。基于此,笔者分析了两者进行契合的原因并从新时代政府角色的定位中论述了政府与服务的有效契合方法——在政府管理中处处突出服务宗旨,在服务中进行适当政府管理以保证服务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