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选举与“土耳其世纪”大战略

2023年,在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经过两轮选举再次赢得胜利。在连续执政20年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号召开启“土耳其世纪”的伟大征程,这成为考察土耳其战略趋势的重要契机。土耳其的“大战略”讨论综合考量本国历史、地理、身份等多方面因素,致力于周边安全以及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关键地位。2023年大选后的外交政策重申了土耳其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安全—外交联系、贸易外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等。在具体表现方面,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迅猛发展引人注目,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和扩张需求。与此同时,土耳其从联合国文明联盟倡议的发起者到将文明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也反映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愿景。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中土外交新思路

中国和土耳其——在古丝绸之路两端遥望的两个国家,近几个月来由于防空导弹汀购的争议,不断被同时暴露在聚光灯下。虽然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但中土两国注定都不会是输家,此次事件同时为两国未来的外交路线打开了新思路。虽然大部分国土处于亚洲版图,但土耳其历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向西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2013年在美国访问时,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阐释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美国、欧盟为主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周边关系;最后是拓展东亚、拉美等外交新领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土耳其遭遇重重阻挠,仍热衷于加入欧盟。即便在东亚关系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不是土耳其的外交重点,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民族感情上,土耳其更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土外交政策的调整,土耳其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从埃及看中东变局

埃及局势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的严重失业和贫困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加剧;长期的亲美、亲以外交引发民众不满和街头抗议。埃及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综合发展模式、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变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埃及在外交上将采取更为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立场,与土耳其等国组成中立阵营。亲美、反美、中立三个阵营并立,伊朗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相互竞争,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中东变局将催生新的战略格局。     

土耳其的艺术外交

正近年来,土耳其再三改变自身的外交策略,从伊斯兰传统和奥斯曼帝国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共处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观念来看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通过经济整合、政治和文化对话及外交方式解决地区冲突,推动多元力量的和平共存。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大中东地区和平、民主、发展的任务艰巨,集团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土耳其再三改变自身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采取别具特色的政策和立场。无论是其全力推动入盟进程的努力,还是"零问题"外交主张、多元化务实外交的做法等,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和成因进行分析。     

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土耳其以往单维度、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多维度、多样化的方向逐渐发展,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外交基轴,但并未一味地为迎合美国而在国际事务中处处跟随其后,而是着力扩大国家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独立声音。中东剧变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延续性和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扭转,外交政策的东移不过是亲西方政策的补充,旨在更好地完善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从土中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土耳其和中国在国土面积、资源条件等方面相差很大,但在两国关系上却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本文试从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两方面来考察对称性和双边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欧亚大陆,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是密切两国关系最好的平台.建立土中外交轴心有助于消除两国间的分歧与隔阂,推动土中安全领域的合作和中国的中东外交.     

从土中关系看中国的中东政策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土耳其和中国在国土面积、资源条件等方面相差很大，但在两国关系上却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本文试从经贸发展和国际关系两方面来考察对称性和双边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欧亚大陆，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是密切两国关系最好的平台。建立土中外交轴心有助于消除两国间的分歧与隔阂，推动土中安全领域的合作和中国的中东外交。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维持了在中东政治和阿以和平进程中的强势地位,这种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独霸地位的单极格局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消耗了美国霸权赖以生存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转而在阿以之间寻求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以色列自"9·11"以来的战略优势期恐将终结。随着中东格局由美国单极独霸格局向美、欧、俄、中、印以及伊朗、以色列、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构成的多元权力格局的演化,政治优势开始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斜。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需转换安全观念,争取在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阿以和平进程,实现中东持久和平。     

论二战后土耳其中东政策的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局势多变且冲突频仍,在综合考量国内外影响因素与制约力的基础上,土耳其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中东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并形成了"追随美国"、"亲阿疏以"、"阿以平衡"三个演变阶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核心利益。土耳其政府执行的灵活中东政策,为处在大国夹缝中的中小国家如何执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二战后土耳其中东政策的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局势多变且冲突频仍,在综合考量国内外影响因素与制约力的基础上,土耳其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中东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并形成了“追随美国”、“亲阿疏以”、“阿以平衡”三个演变阶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核心利益。土耳其政府执行的灵活中东政策,为处在大国夹缝中的中小国家如何执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功能分析

土耳其是第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中产阶层形成至今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成员组成由最早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官僚阶级和军人、到现代土耳其时期的小商人、知识分子等。大多数中产阶层自身建构为欧洲身份认同，喜欢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在98％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这部分中产阶层坚持推行世俗化发展道路，支持国家加入欧盟和深化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中产阶层不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而且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经济稳定的增长使中产阶层占有比例不断扩大，以至于土耳其成为西方大品牌竞相投资扩张的热土。在当代土耳其，中产阶层与现代化已经融为一体，他们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文化特征，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决定土耳其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新形势下中东热点问题与大国中东政策

中东局势依然紧张：伊拉克局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巴以重启和谈，但和平基础非常脆弱；美国与伊朗对抗加剧；黎巴嫩局势不稳；库尔德工人党袭击土耳其；阿拉伯国家极力自保。因此，布什政府虽被迫调整了其中东政策，但拒不承认失败，欧俄等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Turkey: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olitic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ne particularly striking aspect of the global waves of social movements is the increasing politicization of youth, including students. Taking thi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at the politicization of youth could mean for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especially since 2011, Turkish politics has been dominated by debates concerning authoritarianization. Focusing on the largest student organization in Turkey, the Student Collectives (SC),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at first sight. Some aspect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Turkey suggest it is an important moment of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while other aspects arouse scepticism. Three crucial indicators of a movement’s democratic potential are whether it attends to deciphering the existing constell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reflects on the possibility of installing a counter-hegemony and gives importance to collective identities. However, the SC’s potential democratic contribution is weakened by its 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cratic struggle in terms of antagonism rather than agonism through ‘moralizing’ politics. Moreover, its reluctance to engage with institution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matter.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its discussion of various forms of politicization and their possible effects on democratization; and to give some clues to the activists of different social movements that can be helpful in their self-reflection.     

阿拉伯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发挥国际影响力,实现自身发展利益。基于此,本文选择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金字塔报》、《利雅得报》和半岛电视台这三家阿拉伯世界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以"中国崛起"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为考察点,解读中国在阿拉伯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并阐述其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改善和加强国家形象构建的六点建议。     

On Sabır and Agenc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ious practice of sab?r (patie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weaving neighborhoods in Konya, Turkey. Through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practice of sab?r, which is central to labor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dds to and complicates feminist analyses of labor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by highlighting the interconnected nature of ethical religious practice and labor politics. Additionally, I argue for the need to go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omen have or lack agency as subjects in feminist analyses of labor politics and relationships, and instead point out the need for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pecific, contextually-bound practical conditions through and within which women cultivate various forms of ethical action and subjectivities. In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a project that analyzes operations of power with a keen awareness of context, this essay presents an ethnographically grounded discussion of pious practi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Konya's weaving neighborhoods, underscoring the effects of the coexistence of exploitation and empower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 weavers’ selfh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