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确立与适用

传闻证据规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并逐渐成为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复杂的一项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传闻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有限的证据制度里也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所以研究传闻证据规则对我国确立证据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传闻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理由

传闻规则是英美法系最重要的证据规则,其理论基础是陈述基于其生成机理,存在不可靠的危险性;而传闻作为经过转述的陈述,不可靠的危险性更强.其立法理由是作为传闻的陈述的不可靠性由于宣誓、直接审理和交叉询问的缺位,无法得到有效排除.但在满足"可信性的情况保障"或者"使用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传闻得以例外地具有证据能力.     

论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本质特征、即对陈述人而言 ,他并非亲自感知案件事实 ;对诉讼当事人而言 ,他们无法对传闻证据进行交叉询问 ,两大法系均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 ,英美法系认为传闻证据会剥夺当事人的询问权 ,因此确立了传闻规则 ;大陆法系认为传闻证据有违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确立传闻规则具有必要性 ,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并提出初步设想     

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耦合与分离——以美国最高法院克劳福德(Crawford v.Washington)案判决为中心

权利保护是认识不同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视角,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被认为是公平刑事审判的普遍特征并为国际性的法律文件所推崇认可.在宪法性对质权的诞生地美国,其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案判决中分离对质权与传闻例外的关系,根本性地变革了对质权理论,将对质条款适用到所有的证言性陈述,而不管证据是否具有可信性标签.从权利保护的视角分析,此判例在如何对待具可信性的传闻证据以及认识对质权不同于传闻规则的独特功效上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

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证人庭前陈述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的约束,导致法官普遍以证人庭前陈述定案,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弊端。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国外在证人庭前陈述证据能力规则的设置上,存在传闻证据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我国宜选择传闻证据模式,但同时应当借鉴直接言词模式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指导,应该分证人出庭与不出庭两种情况,分别对证人庭前陈述的证据能力规则进行具体建构。     

直接言词与传闻证据规则对证人出庭的影响

刑事诉讼中采用直接言词原则,形成口头的直接审判,所有证据都通过证人直接呈现于事实的裁判者面前。坚持法官直接发现事实从而使司法程序透明,使法院获得信赖。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排除传闻规则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当诉讼一方在审判中引用证人在庭外的证言作为证据,来证明所提及或指称的事实属实时,这些证言会遭到排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证人没有出庭所作出的书面证言原则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出庭,确保被告人可以在庭上提出质问,使证言令人信服。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关于构建我国传闻证据规则之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是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针对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难的严重问题，笔者建议，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有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和完善各项相关配套制度。     

略论传闻证据规则及例外--兼谈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则。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证据法，就是否需要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这一点上，有人主张移植该规则。然而，经过理性反思，我们发现传闻证据规则国设立了相当多的例外情形，已显得繁琐而复杂，并又与我国的诉讼模式、法律传统存在相斥性。因此，传闻证据规则不宜“传来”，但可借鉴其合理“内核”。     

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规制略论

庭前证供是庭前证人证言和庭前被指控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总称,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是指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英美法系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制。其中,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规则等对庭前证供证据能力的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刑事审判如何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以正确适用不同证据排除规则为进路

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在卷材料能否直接成为或经转化成为定案依据的关键。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多维化、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包括鉴真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证据审查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非法证据相混淆的瑕疵证据并不适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实务中,法官必须分清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厘清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外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用标准,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     

论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我国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及发展,但其仍有缺陷及需要完善之处。《证据规定》中存在缺乏固定争点及固定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有关证据规则不完善、预决事实规定笼统、司法机关的“证据突袭”等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举证期限制度,增加拒证权及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排除规则,细化预决事实以及增加法官的中立性,防止司法突袭。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之思考——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视角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规则所确定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的自认制度逐步瓦解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存在之基础,且由于当事人陈述自身所难以克服的虚假性,决定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存在已经失去意义。     

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趋势

传闻排除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最古老、最复杂、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支持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观点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多方质疑,并且对传闻证据的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从对传闻排除规则的传统支持理论进行反驳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它,进而得出传闻排除规则的发展将是一个越来越宽松的状态,并可能终将走向灭亡的结论。     

两岸刑事审判中证人庭外陈述之证据能力比较--以传闻法则与对质诘问权为视角

我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已建立传闻法则,排除庭外证言;我国大陆目前仍大量采用庭外证言,造成证人出席率偏低,影响被告对质诘问权。庭外证言中,尤其以共同被告供述问题最为复杂,对此供述的证据属性与证据能力问题在我国大陆还未明确,我国台湾地区则是透过一系列修法与大法官解释确立共同被告亦有证人地位,有接受诘问与伪证罪之适用。台湾地区数十年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判决历史,可为我国大陆日后修法的借鉴。最后厘清传闻法则与对质诘问权的关系,当传闻例外与对质诘问权相冲突时,应以保障宪法人权为依归,以对质诘问权的例外作为传闻例外的检验标准,否则即使符合传闻例外,也应无证据能力。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传闻规则：演变中的反思与启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传闻规则是英美证据法的基石之一,它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无不折射出英美普通法最本质的特色与发展趋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传闻规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借鉴西方法律时,进行理性的思考与选择,而不能一味盲目地照搬西方的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对民事证据上的最佳证据规则作了规定。该条借鉴外国的最佳证据规则的原理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根据证据的不同分类标准,对不同种类的证据形式通过比较,对其证明效力的大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从而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上的最佳证据规则。为了在司法活动中更好地、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该规则,有必要对最佳证据规则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制度之完善

案件事实是适用死刑的依据,但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来证明。在死刑案件中,证据问题更是直接决定着被告人的生死存亡。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是提高死刑案件质量、减少和避免死刑错案的重要措施。我国应当通过确立或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规则、证人出庭制度,并提高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理性对待传闻规则

传闻规则是普通法的产物,在保障证据可靠性与当事人对质权利方面具有相当合理性,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大陆法系具有不同于普通法的诉讼制度,多数国家没有移植传闻规则,对传闻态度较为宽松,但基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发展完善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在保障实体真实的同时兼顾程序权利。我国的诉讼文化与制度远离普通法,而近似大陆法,传闻规则在我国不具备移植的土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传来证据规则是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