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成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多元化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活动,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合同的签署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成本及其结构,在把握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缩减协同成本的治理机制:健全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搭建协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协同缔约履约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的低成本监督机制以及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脱嵌"与"重塑":转型期社会中介组织的治理逻辑

转型以来,社会中介组织的不断生成和扩展已是不争之事实,但在发展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尝试从治理角度来对此分析。首先,在外部治理上,社会中介组织"脱嵌"于政府获得自主性、合法性的同时还需要和政府进行关系重组;其次,在内部治理上,社会中介组织要逐步培育有效的内在规则;最后,社会中介组织在治理上需要进行合理的目标定位,"公共理性"应该是不同社会中介组织所应遵循的价值取向。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发展中介组织:县级政府管理创新的新视角

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当前,县域中介组织的发展,初步密切了县级政府与社会的合作,降低了县级政府的运行成本,提高了其行政效益,然而,县域中介组织毕竟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当前县域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因素,县级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县域中介组织在县级政府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促进政府与社会合作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促进政府与社会合作郝宇青，刘孝云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转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如何才能促进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呢？笔者认为，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治理视域下的犯罪控制

治理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相继失灵,社会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而提出的一种公共管理新理念,其基本意涵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合作管理公共事务。这一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控制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理应成为新时期我国控制犯罪的基本模式。当前,要有效地应对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我们还需要借鉴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推进犯罪控制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构建良性的刑事政策运行机制,培育信任互惠的现代社会资本,促成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合作,提高犯罪控制的绩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与目标模式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善治与社会和谐。现代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高效、协调的政府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在于“多中心治理”,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多中心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这样界定的：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社会服务外包中的协同共治——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实践的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的政策工具,如何保证社会服务效果是重要的政策议题。政府部门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建构协同共治的社会服务框架,以提升社会服务的绩效。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实践,以协同共治为核心概念建立了社会服务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一个分析性框架。协同共治的前提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培育、职责边界划清、合作关系的营造,基层政府通过不同的策略逐步在建构该前提,从而形成与西方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不同的思路和策略。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公共管理理念的回归和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中介机制和功能的发挥 ,正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有效拓展了公共管理职能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政府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激励相容制度分析

大气污染的流动性、交叉性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应当选择协同治理的方式,以"平等协商、合作治理"的原则进行大气污染治理。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持续深入推进,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引发的一系列激励不相容问题更加凸显,阻滞着政府间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建立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制度、优化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制度、创新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利益均衡与补偿制度、健全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问责制度等,可促进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激励相容,打赢"蓝天保卫战"。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中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与进路

政府治理范式的生成与变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厘定了我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即“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构建具有这种特质的新的政府治理范式,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力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的良性互动,践行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以及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     

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雾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污染的溢出性、边界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一政府难以独立形成治理效果,协同治理雾霾是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自反性认同的基本趋势。雾霾协同治理由操作层、机制层、平衡层组成,克服当前雾霾协同治理困境的主要路径有:建立操作层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构建操作层合作主导的补偿机制;构建雾霾协同治理的法规约束机制;建立雾霾协同治理的长效监管机制。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