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清末立宪运动与商人的宪政诉求

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没有得到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壮大,商人阶层没有掌握宪政运动的主导权,这是清末立宪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末宪政改革尽管失败了,但它对于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由此可知任何的政治改革,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庞大坚实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无异于缘木求鱼.     

语境、对接与投射:清末宪政思想接受中的变调

清末盛行的立宪救国思想代表了一种通过移植西方宪政制度来寻求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一思潮推动了政治话语权从传统的尊君范式向宪政民主范式的转换,并为此后的制度变迁注入了强劲的观念动力。然而,当时国人解读外来宪政思想时面临的语境,以及为使外来宪政诉求能与本土性道义诉求对接而担当起"政治动员功能",不能不将大量的本土要素投射到宪政思想之中,从而使之发生重大变调,偏离其本来指向的制约国家权力这一目标。清末宪政观的这一建构使清末,也使近现代中国的宪政思想及实践自始就背负了与宪政精神极不相符的理想主义负担。     

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立宪运动百年的反思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立宪缓行派对西方宪政制度植入中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持有审慎的怀疑态度。它与立宪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反映了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两难矛盾与困难。研究这场思想论争 ,有助于认识制约中国走向宪政与民主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矛盾 ,这对于百年后的中国人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时期保守派对立宪思潮的批评言论 ,来展示 2 0世纪初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内涵     

简评清末宪政——从宪政思想与运动维度

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清末改良派和清政府分别通过变法维新和预备立宪进行了宪政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多贬多褒少。客观地说,清末宪政运动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对其进行辨证分析,一则还历史以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的宪政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     

清末宪政运动及其意义

清末立宪尝试是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预备立宪是清末统治者在内外的形势逼迫下作出的选择。一方面,预备立宪具有某种权变之策的意图,是清末统治集团为了挽救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法制改良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保守性。另一方面,它表明清末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不能按照原来的君主专制方式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具有一定的法制改革意识。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提升了国会地位和权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直接冲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宪政化迈进。因之,我们必须肯定这场法律变革运动在中国宪政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意义。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     

宪政改革:晚清新政的误区

清末宪政改革是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统治者针对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提出推行改革，循序渐进是当时对改革的一致认识。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社会思潮逐渐由渐进向激进的转变，急功近利成了主流，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要求分权，宪政改革被作为一种政治改革方案提出，然而由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前提是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当时中国缺乏建立宪政的基础。晚清宪政改革不可避免要遭到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     

严复政治思想的两个世界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时代，如何实现由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政治向近代西方式的宪政政治转换，是当时进步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严复曾长期留学英国，留英期间他对西方式的宪政政治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牢固的近代宪政政治的理念。由于当时中国缺少一个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不能够为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宪政政治提供坚实基础，这便导致了严复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在理念世界严氏追求宪政，在现实世界则将宪政悬置了。理念与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常常使严氏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两个世界…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清末预备立宪的法文化视角解读

以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为视角,可以探寻历代治乱相循的文化根源.从对晚清宪政思想启蒙和预备立宪的解读,不难找到清末宪政之路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自上而下的立宪和行宪固然重要,但宪政胚胎的培育是更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对尚处于宪政发展初级阶段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其宪政立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应力求汇通和超越.     

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

咨议局作为清末宪政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省区都对各自地方的咨议局进行了论述,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浙江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较活跃的省份,立宪派力量强大。浙江咨议局的成立,对促进浙江立宪运动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具体的专题研究,本文就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作些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仁。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交往:新文学的助推器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形成纷繁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新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内环境,而且影响了新文学的外环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助推器。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历来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而忽略商人的历史贡献,注重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经济活动的客观作用,形成相对片面的文学史。经济与文学互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揭示知识分子与商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共谋关系,使近现代商人群体浮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表。     

为什么中国不能把宪政民主当成改革目标

近年来西化思潮再次抬头,社会上有些人主张把宪政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目标,认为“中国应跟上世界宪政潮流”;还有人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企图用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因此,宪政民主话题已成为一个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大是大非问题.     

士庶文化的貌合神离——五四新潮中的京剧舞台

清末至五四时期,京剧趋于繁荣并高度商业化,知识界对改良京剧颇多建议,五四新文化人更是对京剧予以激烈批评.尽管有的改良主张通过剧界编演新剧得以实现,但五四思潮与京剧舞台仍存在显著歧异.新文化人将京剧纳入思想或政治范畴的努力没有实现,旧剧改革也不像文学革命那样取得显著效果.清末民初一度出现了中西戏剧融合之势,五四以后则随着京剧与话剧日趋成熟而明显分流.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历史文化所昭示的礼制嬗变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发展至晚清,开始以主流文化裂变的方式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进行了对抗———今文经学开始兴起。至清末,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戊戌变法成了历史的必然,这又为清末变法修律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     

工具性的宪法和宪法的工具性--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为视角

近代中国宪政跌宕起伏,多灾多难。在纸面上的宪法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在价值追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清末预备立宪首开恶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因人立宪,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南京国民政府以党代政,本应弘扬民主政治、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被当成改变国家的工具,变成当权者手中的玩偶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制胜利器。此种工具性宪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中国的宪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呼唤新宪政,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民主政治应当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