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属性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主要有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与公共利益或秩序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行政执法程序的经济分析

为实现限制行政权的行使、加强公民行政参与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等功能,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妊须融入经济学原理与方法.程序设定和实施的最终目标是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这就要求:充分发挥“自然正义”原则的经济合理性,从根源上破除权力经济的生长沃土,形成多元制衡的利益集团,保障法律的普遍性和神圣性；建立统一且具体的程序立法标准,尽最大努力减少权力之间的协商成本.理性人的每一次行动都体现价值最大化的分析逻辑,适当增加程序参与主体的违法成本,减少违法产生的收益与违法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保障程序的有效性.     

行政事实行为的功能及法制化探析

行政行为过程由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组成,事实行为在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和实施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从完善行政行为理论体系和保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将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并加强事实行为的法制化进程。     

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行政行为补正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对程序存在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的补救,通过补正使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合法行政行为并维持其法律效力。行政行为补正的理论依据有行政程序双重价值理论、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三个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补正制度并不完善,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统一的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和谐执法的基础与目标

和谐执法是和谐理念在行政执法领域的折射反应,是行政执法融入和谐社会的必然提升,是和谐社会与优化了行政执法环境理性契合的产物。它寓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各方主体、多种关系的和谐共存。利益差异必须配以必要的疏导、缓解、缩减、消除等良性机制,方能为和谐奠定良好的利益基础。作为和谐执法法律基础的良法必须符合公意、利益配置合理、权利本位、自律等优良秉性。和谐执法的目标不是强制秩序,而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和谐秩序。     

解读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

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意味着法一旦生效,就必须被遵守,任何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服从.肯定和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均有较为充足的理由.与简单而全面地肯定或者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相比,有条件地否定法的不可直接对抗性更合乎理性,因为这种观点对法律和权利均施以必要的约束,在法律和权利之间做到了适度的平衡.     

论具体行政行为“撤变”限制的内在机理

"撤变"限制是具体行政行为跨程序拘束力的基本要求,包括"一般不得撤变"和"禁止不利变更"。"撤变"限制应该约束包括权力机关、人民法院等在内的所有享有"撤变"权的机关。不同法律属性和利益属性的行为以及不同的"第二次行为"适用"撤变"限制的机理不同。根据"撤变"限制规则,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应做针对性调整。     

论职权职责化及其在授益行政领域的展开

在总结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已处置完的不良资产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不良资产回收率与相关财务指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实证分析结果对未处置的不良资产分类进行了预测.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分类与实证分类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小,从企业个数来看,备选类、一般处置类、特定处置类三种分类分别差别3、6和3个,差别率分别为3.37%、2.11%和5.66%,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说明现行的分类标准有着很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