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竞争力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分析

经验分析表明,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拥有更高的出生性别比,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此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城镇中男女性别在就业与教育中的差异都存在收敛的现象。但在农村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就业竞争力还是在劳动收益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与农村男性还是与城镇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都要少得多,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差异,并影响了城乡出生性别比。     

中国女性人口教育就业现状及其相互影响

<正> 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10年来,我国女性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女性的教育、就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人口的教育状况和就业状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改善妇女地位状况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处理好女性人口的教育与就业问题,才能使妇女的地位不断地提高。一、女性人口的教育和就业现状1.女性人口的教育状况。建国40年来,我国女性人口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男女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短。但仍存在着女性低于男性的现象。1982年的全国普查数据表明:全国女性12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平均为54.73%,男性为80.83%,而1987年的全     

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

十几年前,史密斯(Smith,1980)的研究指出,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女性终生单身的现象仍然较少,女性终生单身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显上升。除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菲律宾以外,45—49岁妇女的未婚率仅为1—2％。联合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也强调:“作为一个区域,亚洲仍然保持着普遍结婚的婚姻范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男女两性的结婚率都相当高”(United Nations,1990:184)     

赋予女孩以生命的活力——关爱女孩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性别的差异。使女孩与家务相伴 20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国教育状况而言，受教育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儿童入学率逐年提升，但是按比例来分析，便得出男孩入学人数比女孩要高得多。比如，就我国整体而言，在政府、社会各界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良好实施，使得适龄儿童的男女入学率很接近。1999年男童入学率达99．09％、女童为99．04％．但是，从未能入学儿童的绝对数量上看．男女儿童数量差异还是很大的。1993年，全国未入学的261万小学学龄儿童中有2／3是女童。     

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均等性分析

从动态上看,文化女性人口数量有了高速增长,文盲半文盲人数降低迅速,特别是高学历人口所占比重提高幅度最大,说明女性人口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从横向比较与空间对比角度看,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非均等性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女性人口加入文盲的机会在增大。另外,从女性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内部结构上看,还存在显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表现出受教育机会的非均等性,这种非均等性直接影响女性人口就业机会的均等性。     

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

本文从家务分配的公平性、权力模式的平等性和自我感受的趋同性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城乡夫妻伙伴关系的现状、差异及其社会历史原因。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夫妻的伙伴关系与世界公认的两性平等的国家瑞典相比毫不逊色。而中国城市女性的家庭地位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环境的优越，即国家对女职工婚后连续就业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保证，以及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多次在全国范围对男尊女卑、夫主妻从传统文化的持续抨击。本文还指出了城市家庭角色“阴盛阳衰”表象深层潜在的社会导因和负面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剩女”群体状况初步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广东省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文章描述了30-49岁"剩女"的基本特征,并初步分析了教育和职业对"剩女"比例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进而提供了女性职业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婚姻得到了推迟。"剩女"的规模和比例越来越高。     

儿童照料、劳动参与和中国已婚男女身心健康——基于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采用2008年国家统计局针对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参与、儿童照料双重责任对于城镇和移民已婚男女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城镇已婚男女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只工作就会增加其精神压力，工作、并且家中有7—12岁儿童对女性精神压力的边际影响最大，而男性则是工作、并且家中有0-6岁儿童对其影响最大：外来务工人员在承担工作和儿童照料双重责任过程中仍存在引人注目的性别差异，妇女仍然是儿童照料责任的主承担者，参与市场劳动并未减少其家庭责任。     

流动男女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

流动男女的婚外性问题备受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国内在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研究领域同时聚焦流动人口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本文使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描述分析和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高于流动男性。通过嵌套模型对比发现,大部分指标的影响都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性别差异,个人年总收入、婚姻状况、流出地、流动时长以及工会参与程度等因素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有促进作用,年龄、政治面貌、配偶是否同吃住、亲友联系密切程度等变量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则有抑制作用。但是,受教育年限和子女数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数越多的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也越高,但二者对流动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对比流动男性,流动女性在自古以来的社会性教育和性规范中一直处于相对压抑的位置,因此教育对于流动女性的性观念转变存在更为明显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鉴于自身投入以及为子女成长提供一个和谐家庭环境等考虑,流动女性对婚外性行为现象更愿意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广州市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研究

根据对广州市 ２ ０００位 ６０岁以上老人的抽样调查，本文描述了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情况，指出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从农民转变为非农业职业，从蓝领转变为白领。商业、服务业和干部职业是比较开放的职业，而科教文卫则是比较封闭的职业。作为最初职业，军人是一个能够带来向上流动的职业。影响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基本因素有老人年轻时的社会变迁强度、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建国初期的青年人职业流动的机会比较突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职业流动的机会。职业流动性别因素对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的明显影响，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发展的制约。性别因素依然突出地影响着中国职业流动，如何给女性更多的职业流动机会是我们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     

机遇与成本：大都市青年女性的就业、教育、婚姻状况变迁研究

根据1982—2005年间的历次人口调查资料,论文描述了25—29岁女性年龄组的就业、职业、教育与婚姻状况,指出急速的社会发展,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给大都市女性提供了不少发展机会,女性的职业结构优化。与此同时,女性也付出了一些成本,如婚姻的推迟和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专职主妇。     

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一个需要正视和化解的难题

背景2007届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在即。年复一年,我们在不断感受女生在寻找就业机会中遭受的歧视。可以说,女大学生面临的就业歧视和就业困难是中国女性整体发展状况的一种折射,它进而反映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问题。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女性的社会权利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女性走出家门,“男女同工同酬”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之一,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女性就业问题,为推动和保证女性就业权利的实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法律上确定了女性就业的平等地位及相应的权利,如《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中国城乡迁移带来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可能影响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方式。文章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深圳市外来已婚农村打工者的性别因素对流动后其对仍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及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男女打工者在流动后都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女性打工者在流动后更可能增加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外出打工女性正在缩小这种社会性别差异。     

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

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查瑞传总人口的性别结构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人口中男女人数的比例关系。通常以男女人数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或用男女人数之比（以女性人口为１００）表示，称性别比。均使用性别比指标。人口的性别结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既有自然生理因素...     

迁移机会与农村高中就学行为的性别差异

使用1997-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迁移机会对农村儿童高中就学影响的性别差异。将各城市到北京、上海、广州的球面距离均值作为跨市迁移率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在高中年龄段，迁移机会减弱了农村女孩的就学倾向，却对男孩没有显著影响。针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年轻女性的迁移收益较男性更高，且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对女性年龄的歧视，年轻女性的迁移收益高于年长女性。这使得女孩较男孩面临的就学机会成本更高，因此迁移机会更大程度上降低了女孩就学概率。     

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运用明瑟 (Mincer)收入方程及奥克萨克 (Oaxaca)收入分解方法 ,依据北京市房山区调查数据 ,对教育回报率及我国城镇居民男女收入差异进行了分析。利用收入函数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 :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不大 ,但文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较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城镇地区的平均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 ,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奥克萨克和纽曼克 (Neumark)的收入分解方法表明 ,男女收入差异主要由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所引起。     

农村妇女的生育决策权与生育率

本文对内蒙、青海、甘肃、宁夏４省区１１个贫困县３３０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１）在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女性不仅在期望生育的数量上低于男性而且对生男生女更加无所谓，（２）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并没有实质性发言权，她们关于生育子女数量、生育年龄和生育问隔的愿望，均受到严重忽视；（３）一旦女性在生育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便会有效地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那些生育率很难控制的贫困农户而言，其作用尤为重要，（４）在影响女性生育权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和参与生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无疑将成为提高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决策地位、从而降低生育率的有效途径。     

机会不平等对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机会公平，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本文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以机会不平等为分析工具，将“不合理的不平等”从“过高的不平等”中抽离出来，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县区层面机会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成因分解及其对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事前参数法测度得出县区机会不平等在测度期内从30.43%小幅上升至31.49%，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得出居住地环境和父辈教育环境对于机会不平等生成的贡献度较高。使用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表征个体就业“有没有”和“好不好”，回归分析得出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显著降低了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该负面效应在女性或城镇劳动力群体中更为明显。稳健性采用改变机会不平等测度和改变样本选择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通过限制劳动力地区间流动、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强化职场用工性别歧视，进而对个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对于公平的关注点应从事后结果公平转向事前机会公平，政策设计与实施应重视机会不平等加剧问题，政策重点放在降低甚至消除机会不平等。通过...     

性别差异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性别差异对妇女地位的传递式影响作用。笔者认为性别差异是妇女地位的源，而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所占据的位置是流。因此性别差异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可以概括为源与流的关系；这就是说，源派生流，流又反作用于源。这种传递的中介因素包括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等众多方面。这种传递的结果，呈现出由于性别不同，因而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也不同。我们探讨性别差异的目的，是为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求得同等的发展机会。1性别差异的理论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妇女发展过程，性别差异象是一座无形的屏障，似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