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关系考--兼论中西方文化融合的规律

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性质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和教中人士争议的一个问题.考证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上层人物以及下层士兵与百姓的神秘主义的神鬼观念及其行为,可以发现,他们所理解的上帝实际上就是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满足人们世俗需求的中国式的神灵,而非<圣经>所言的上帝,即帮助信众死后进入天堂的神.这种神灵观念与道教法术紧密结合,彰显出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道教本性.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是“中西合壁”的一种新宗教，它所改造和利用的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观念，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起了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作为新宗教，它又具有不同于基督教的现实性和革命性。它完全服务于农民战争，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发属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农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拜上帝教的绝对平等平均思想，对建立一个新型社会、发展近代社会经济，却起了消极阻滞的作用。     

洪仁玕宗教观的泛神论倾向

洪仁玕与洪秀全一样,最初是通过梁发的《劝世良言》接触到“耶火华”这一词的,它被奉为独一真神,而这一真神主要是用“神天上帝”这个词来表达的。洪仁玕和太平天国在接受这一概念后,与中国古籍中的“皇矣上帝”、“惟上帝不常”等词意紧密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里及神学观念加以改造。特别是他在阐述上帝创世的时候,对于上帝的“自有者”解释,表现出了泛神论的倾向,并赋予了一些非神性的解释,但就其本质仍属于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之所以这样作,是有其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的。     

道教--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内核

考证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上层人物以及下层士兵与百姓的神秘主义的神鬼观念及其行为,可以发现,他们所理解的上帝实际上就是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满足人们世俗需求的中国式的神灵,而非<圣经>所言的上帝,即不直接干预和处理人间事务的神.这种神灵观念与道教法术紧密结合,彰显出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道教本性.而国民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范式对外来文化的过滤,是天父信仰道教化的成因.     

太平天国宗教考伪

太平天国有自己的宗教,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太平天国宗教,通常被称为“拜上帝教”、“上帝教”、“拜上帝”或“太平天国基督教”。在一些论著中,太平天国宗教及其组织被等同看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宗教及其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当然是因为从宗教学而言,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包括精神的“宗教观念”方面,又包括实体的“组织机构”方面。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组织是否存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说法。笔者在《“拜上帝会”     

试析太平天国官、文书中的“妖”——兼论太平天国领袖对革命对象的认识

太平天国官、文书中有许多带“妖”字的词语,治史者对其隐含之意多有忽视。笔者拟分类逐一析之,并兼及太平天国领袖对革命对象的认识问题。一何谓“妖”?《太平天日》载,洪秀全梦中上天堂拜见皇上帝,“斯时天父上主皇上帝所指看一切妖魔,总无非冒天父上主皇上帝功劳,迷坏世人行邪事,犯天条,不必敬畏天父上主皇上帝,而敬畏他之意。”实际上,太平天国官、文书中的“妖”并不仅指此意,而是具有多种特定的含义。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朝统治阶级。太平天国官、文书中许多带“妖”字的词语含有此意。细加分     

病因与“上帝召见”——洪秀全“异梦”内容新说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第后,曾大病40余日.生病期间,他做了许多奇怪的梦,时常胡言乱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异梦”.据洪仁玕的记述和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洪秀全在梦中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此说是否真由梦境而来,史界有不同的看     

日本人的太平天国观

前几天,我在祖父收藏的古钱中发现两枚太平天国钱币,背面刻有“圣宝”两字。以往的中国钱币统称“通宝”。太平天国政府基于万物均属上帝所有的思想,名之为“圣宝”。这里也表现出太平天国与历代王朝的本质差异,企图夸示其与历代王朝决裂的思想意识。“圣宝”的质量虽说是优于同时期清朝发行的铜钱,但这种“圣宝”发行了多少,流通情况如何,却不清楚。然而,就在太平天国接近末期的时刻,在其统治区以外的湖南省安化县的某书生,看到本县赴汉阳做生意的商人带回来的太平天国钱币时,曾流露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舆论战——浅析太平天国时期的四篇檄文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运动，它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它引进了西方的“上帝”来组织下层群众，这种“崭新”的仪式戒律对于太平天国力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为了加强这种宗教宣传，它与清廷进行了一次舆论战。     

“上帝死了,道还在!”——论精神危机和道思的魅力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从先民“灵魂不死”观念产生所开辟的超感官世界出发,对一般宗教神观念与基督教上帝观念的共性,对上帝、天国的意蕴,以及对“上帝死了”的意蕴——世界性的精神危机,都做出了具有启迪性的论述。同时,通过中西哲思比较,对中国道思或“道通为一”的意蕴,对道内外不同的生存,对“道通为一”解救世界性精神危机的现代意义,亦做出深刻阐发。     

论尼采对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抨击

尼采决不是第一个谈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他对上帝观念抨击却具有震撼时代的威力，“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找到处理之法，亦无法完全复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美国的“上帝死了神学”就深受尼采、朋霍斐尔（D．Bonhoeffer）等人的影响，以至神学家汉密尔顿（W．Hamitton）雄心勃勃地要把“上帝”一词从词典里拿掉，他在《把上帝从字典中拿掉》一书中说，“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喊，因为即使这样，我们又如何知道？不，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死了。”“在上帝死亡神学家看来，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上帝”一词…     

杨秀清“武昌祀孔”考——兼论《鄂城纪事诗》是部伪书

“四人邦”假左真右的史学思潮像祸水般严重地污染了太平天国史.杨秀清这个太平天国中的关键性人物就被罗思鼎加上了许多诬陷不实之词.罗思鼎污蔑杨秀清是太平天国中“尊孔倒退的总代表”,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邓付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其所谓立论依据则是《鄂城纪事诗》中一则杨秀清在武昌祀孔的“史料”.本文不涉及对杨秀清是非功过的全面评价,仅就所谓杨秀清“武昌祀孔”,进而联及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再商榷

政权性质问题是当前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问题.笔者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拙文”)一文中,对主张太平天国政权是“新封建政权”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商榷.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新探——以实践与理论背离的视角

19世纪中叶,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在于实践与理论的背离,而且其理论也多系假大空,脱离实际,自欺欺人.像虚无缥缈的“太平天国”,“兄弟姊妹”称谓的人际关系,极端禁欲的错误规定,不能长久的圣库制度,以及寄望上帝的虚幻理想,都是其失败原因的具体体现.     

犹太文化视域中的"约"观念

在古犹太文化中,“约”主要是用于指上帝与犹太人的立约关系。犹太文化对“约”观念的这一独特界定与理解,不仅与古近东的“约”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基督教文化对“约”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约”观念是犹太文化及希伯来圣经中的核心观念和重要范畴,在犹太文化和希伯来圣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犹太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

太平天国王爵的涵义与等级彼此关联。王爵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是天国政治变迁的曲折反映。根据宗教政治涵义,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的王爵可概括为上帝家庭成员和非上帝家庭成员两类。后期王爵呈现着从有一定原则的封授到无原则滥封的演变。     

犹太文化视域中的“约”观念

在古犹太文化中，“约”主要是用于指上帝与犹太人的立约关系。犹太文化对“约”观念的这一独特界定与理解，不仅与古近东的“约”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基督教文化对“约”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约”观念是犹太文化及希伯来圣经中的核心观念和重要范畴，在犹太文化和希伯来圣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犹太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康德对证明、存在、上帝的还原

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康德一方面对前哲学家的“上帝”、“存在”、“证明”提出怀疑;另一方面力图挖掘这些概念的根基,并在批判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还原”.通过还原,证明成为证据的可能性问题,存在的根基在于先验哲学,上帝成为实践理性的假设,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更深入地理解“上帝”、“存在”的本质,同时提出了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这些论证是先验哲学的序曲,在论证的背后蕴含着气势恢宏的先验哲学思想.     

浅析莎剧中的上帝母题

上帝是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观念,在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具有全能的智慧,全在全知;他的旨意决定着一切,世人所能做的只是对他表示无条件的承认和顺从;上帝是仁慈的,对其子民永远表示眷爱;上帝又是公义的,扬善惩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上帝的这些属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文章紧扣圣经文本和剧本内容,对该母题在莎剧中的具体表现作出详尽分析.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