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阶层是动态的,明清时期澳门的平民阶层也是如此。首先是平民阶层的成员来源是动态的,澳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使其中的平民阶层更具有这一特点。其次是平民阶层内部呈现向上流动与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势:科举制度与捐纳制度的盛行,使得平民有机会上升到官绅阶层;而平民一旦生活陷于困顿,则有可能向下流动,即沦为奴仆、差役之类的“低贱”阶层。一个流动性强、商业繁荣的城市,往往为社会成员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反过来①促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活力①。     

工业化时代的住房保障——基于民国时期劳工住宅问题的分析

住宅问题是工业社会中事关民生和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住房保障是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民国时期住房保障以抗日战争为界,前一阶段视住宅问题为劳工问题的一部分,政府初步探讨了本国的劳工住宅发展思路;后一阶段则视住宅问题为战后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住宅问题为一项集长期性、经常性、基础性等特征于一身的重要社会问题,重新定位住房保障的任务和具体措施,并从立法、政策等方面提出长远解决住宅问题的蓝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抗战前南京政府平民住宅建设浅析

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有过快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国城市化进入相对快速发展阶段,由此伴生出因城市人口剧增而造成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为缓解城市房荒并改善贫民窟和棚户区居民日渐窘迫的生活,1928年南京政府训令各级地方政府建设平民住宅,南京、上海等市响应.此举改善了南京政府时期相应城市的市容市貌,且为一定数量的城市平民提供了住房保障.南京政府对于城市平民住宅的积极探索,反映其对于西方市政建设理论的适度取向.其以公共财政介入城市平民住宅建设之举,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论住房政策与社会融合——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由于认识到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居住分异对社会和谐极为不利,很多国家都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住房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同标,并且逐步通过混合居住策略来抑制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中国当前的住房政策尚未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目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阶层的居住分异、空间区隔和社会隔离.有鉴于此,中国应尽快借鉴并实施切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混合居住"模式,使不同阶层之间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以此提升城市社会发展的和谐度.     

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

儒商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儒商在当代的缺失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儒商的呼唤归根到底是对商业道德或良知的呼唤。本文分析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儒商的概念 ,认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儒商人格的核心要素 ,这种健康人格的大量涌现 ,既有赖于个人选择 ,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商人阶层获致地位平衡的努力过程和结果都将促成儒商精英群体的出现 ,另一方面 ,儒商群体的存在将推动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 ,使之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     

土地资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表面上看是城市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迁移,但实际上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资产（房地产）不能随人口转移而导致的城市移民的安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土地资产的沉淀,既增加了迁移人口的城市安置成本,也增加了他们脱离乡村的退出成本,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提供的住房仅仅限于已有的城市居民,且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和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政府是一种负激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空间区域上的无边界约束和人口城市化的严重制约。因此,如何为城市政府寻找一种对外来移民提供城市住宅的解决方法和激励措施,就成为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关键所在。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土地资产进行置换来解决移民的城市住宅,对城市居民的所有住宅实施房产税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是一种现实的解决思路。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

本文从我国各项社会救济制度的历史演进入手，回顾了我国近年来救济制度的沿革与变化现状以及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其中，着重分析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现了我国政府从人道的管理到人权第一的服务理念的观念上的变化，同时也指出了现行社会救济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吸取发达国家社会救济制度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通过设立和完善各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使社会救济法制化，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衔接合作；通过设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和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公民资格理论与我国社会政策的重构

公民资格理论是社会政策学科的基本理论,其对社会权利的强调对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民资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赋予、平等保护,因此公正和平等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在福利制度转型中,政府不能推卸福利责任,但是要改变承担福利责任的形式。在社会福利的制度改革中,我们比较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社会福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有所忽视。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诉讼、宪法诉讼、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制度建设。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清代湖南溺婴之俗与社会救济

由于清代湖南百姓的贫困和当时社会上的厚嫁之俗,因此当时溺婴之风盛行,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现象,政府与社会从法律、舆论和育婴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救济,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救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溺婴问题。     

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 ,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当代社会排斥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的维度。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社会排斥 ,而社会的流动率则可以反映社会的排斥程度。住房本身并不制造社会排斥 ,但是与住房有关的制度却制造社会排斥。 80年代以来 ,中国住房改革政策涉及六个方面 :推行住房公积金 ,买房给优惠 ,提租补贴 ,建设经济适用房 ,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房 (城市平民的解困房 )。然而 ,这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制度都体现了社会结构本身的排斥性。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方面被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排挤 ,另一方面又更多地被排除在国家的“住房福利”分配体系之外     

住宅市场运行与政府有效干预

住宅市场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政府的不当干预并不都是客观原因导致的,主观性原因导致的政府不当干预反而是主要的.正是因为长期忽视住房保障问题,导致土地财政愈演愈烈,不但住房问题迅速恶化,而且引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有效维护弱势阶层的基本经济利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国情出发,为了避免引发社会震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资本对市场经济的主导权,促进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国适宜选择以法律手段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基本经济利益.     

先蓁蓁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简论

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三大特征,即施惠主体的多样性,造成动机目的的复杂性;受助客体等级层次分明,使慈善行为缺少应有的较广泛的社会属性;慈善行为并非皆出于自愿,有时是被动无奈,甚至被迫参与.这就决定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尚有一定的差距.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具有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个人慈善行为的倡导与扶持,民众对慈善活动的认同与接受,除法家外的各大思想流派对慈善事业的肯定.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稳定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作用重大,但也存在缺乏长远目标,多为临时救济,影响商业资本积聚等弊端.     

合法性问题与社团组织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人们只有通过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才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权利救济和利益保护.而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的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的模式发生改变.这样,除了政府,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有了实践上的可能.但是,在中国,尽管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模式在发生变化,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前景仍取决于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合法性控制.     

从制度安排与生活逻辑看近代中国平民住房建设实践——以青岛为例（1927—1937年）

建设平民住所是近代中国各大城市整顿市容、解决民众居住问题的重要举措。因应着时局变化、民众诉求和地方财政压力与地政特点,近代青岛平民住房建设呈现出复杂的变动过程：住房筹建模式从公建住房到领地自建及至合作共建,住房日常管理从强调租赁手续的流程规范到加强卫生和秩序的生活引导,再进而注重居民自律与社会教育的公民训练。平民既从住房建设中获取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又以精明的生活算计挑战社会治理规则,体现出近代城市平民住房建设的复杂性与自适性,以及城市社会秩序生成的生活逻辑与地方特色。梳理青岛平民住房建设的演变历程,洞察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并探析其历史性局限,对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