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大战略

从地缘政治的维度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国进行国家角色定位,确定建军路线、国防战略方向和外交战略,衡量国际贸易风险、运输成本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坚实而可靠的依据。据此,中国应该制定谋求世界大国的外交战略;自主构建周边的安全体系;依托经略东亚,营造新的东亚合作模式;加强海军建设,发挥海陆兼备优势;积极、稳妥地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并且,在长远目标的进取和恢弘性与实现近期目标的内敛和稳健性之间谋求一种战略平衡。     

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与周边外交

自新世纪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被赋予首要地位,而首脑外交是这一地位的具体体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制度,中国的"首脑"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首脑出访也就是"九大常委"的出访活动.从2003年至2009年七年间,与受访的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首脑出访周边国家呈现了出访次数多,出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出访安排上具有优先性,参加周边地区多边国际会议和重点庆典活动多等特征.通过首脑的出访,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特点:地缘政治的特殊考量决定了周边外交在当代中国首脑出访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并重,全面、深入、广泛地开展全方位周边外交;首脑出访务实高效,经济外交空前活跃;致力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论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外交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其根本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孕育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而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到多边,从政治外交到经济外交与公众外交均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特点。     

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构建中国外交新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定位思考

中国国际角色转变将引起国际关系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外交进展的程度和影响力,是影响中国外交战略构建的主要因素.中国外交战略筹划的基本思路是战略观念和思维方法的不断创新,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安全与主权利益的有效维护,营造稳定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充分利用现有的或未来可能拥有的外交资源和国际机制,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的认知视角分析——以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为例

文章从外交目标设定的认知视角出发,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外交目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目标设定不仅是综合"自我认知"与"他者判断"后得出的科学判断,更从中折射出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     

论"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

北约干涉南联盟后,"新干涉主义"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其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构成冲击,阻碍中国实现国际战略目标,干扰中国处理内部事务和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干涉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一定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     

当前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文章认为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与大国单极战略的碰撞中继续发展。文章提出 ,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发展大国关系 ,重视亚太安全环境 ,稳定周边关系 ,扩大贸易合作 ,加强经济外交是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最佳选择 ,有利于创造我国较长时期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南亚周边环境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须与西部的对外大开放相结合,方能奏效.毗邻中国西部的南亚地区在中国西部的大开发和大开放中具有重要地位,南亚周边环境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值得关注.目前,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发展正常,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外交环境;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经贸关系不断扩大,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利的周边经济环境;但南亚地区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还比较多,有可能对西部大开发产生消极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试析印度对外关系中中国因素存在的原因

印度作为一个与中国一样正在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又是与中国为邻的南亚强国,在其有声有色的大国外交及周边外交中,经常体现出对中国因素的潜心关注和巧妙运用。本文从地缘政治、历史、现实、中巴友好以及印度国内因素等方面探析印度对外关系中中国因素存在的原因。     

论美国霸权下中国在非洲石油利益的远虑近忧

非洲是除中东地区以外,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地,也是中国石油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区域,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关系着中国资源安全的全局。但是,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安全利益却屡受挑战,美国出于独占世界能源产地和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目的,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与中国展开能源博弈,干预中国与非洲富油国的双边外交。中国要维护和扩大在非洲石油利益,就不得不充分考虑美国霸权因素的影响。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我国新外交的为民意识初探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国际上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在国内积极树立“外交为民”的新形象。自本世纪初，我国外交理念的为民意识日渐增强，政府在不断推出新举措使外交工作走进人民大众、贴近平民百姓的同时，尤其建立起了有效机制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从而使我国“外交为民”这一宗旨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和进一步加强。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试析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政策的确立及其影响

美国对新中国经济禁运的确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朝战前 ,美国已经确立了对华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等水平的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 ,但并未实行全面的禁运。朝战爆发后 ,尤其是中国的参战使美国迅速确立了对华全面禁运政策。美国的经济禁运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中苏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谐世界”的中国理念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意义

＂和谐世界＂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已成为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和谐世界＂政策是＂和谐社会＂政策的国际延伸。＂和谐世界＂理念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哲学;秉承了中国外交一贯的价值观;是中国外交新阶段的标志性话语符号。＂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展示的观念代表了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类共同意愿的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范式、国际关系未来的新憧憬。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美国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是美国霸权主导的单极世界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着结构上的战略矛盾,但由于美国霸权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中国经济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又使得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至于演变成为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冲突。由于中美关系之间这种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性,两国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性的起伏不定的突出特点。从近期来看,中美两国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国际政治中权力本质的变化也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动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传统认识;另外,外交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台湾当局“南向政策”透视

在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深化背景下,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与台商的“西进运动”形成尖锐的矛盾,台商对外投资策略决定“三通”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