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辨析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上，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及苏联指导下制定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936年12月16日以前，中共采取了罢免蒋介石的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反对蒋介石，而要利用出现的局面促进蒋介石停止内战。”钢恩来在西安对事变的处理意见“正是转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①前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与事实相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中共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电报之前就已经制定了。12月13日，当中共得知张、杨发动西安事…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再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

本文首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概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 ,指出这一概念内涵的关键是释放蒋介石。以此出发 ,作者提出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同时分析了这一方针最初提出和逐步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原因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明智的选择 觉悟的表示——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配合作用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因素中,虽然有大小主次之分,但都程度不同地起了作用。其间,事变的主要对象蒋介石也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这种配合是蒋介石明智的选择,“觉悟的表示”（毛泽东语）。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     

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初探

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估价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共产国际与中中革命关系史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多数同志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12月16日来电中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同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回电所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的精神,认为共产国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我党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杨虎城的抗战思想

杨虎城“是国民党将领中首先倡导对日抗战的爱国军人”！早在1933年,他就曾请缨抗日,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936年底,他和张学良将军共同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是为了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食言而肥的蒋介石,一方面扣留张学良,一方面逼迫杨虎城“辞职出洋”。1937年6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浅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态度的变化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 ,经历了几次微妙的变化。在事变之初 ,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 ,明确表示“我绝对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在 12月 14日端纳飞抵西安 ,向蒋转交宋美龄的亲笔信后 ,蒋介石的态度有所缓和 ,并表示“允许西安方面和他商谈抗日问题”。然而 ,当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后 ,先是在洛阳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对张、杨的训词》 ,后又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等。蒋介石这些背信弃义的言行 ,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蒋介石这一反动本性葬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