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新一轮身份"漩涡"--兼谈"反民族主义"与"反欧洲中心主义"

比较文学在其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其身份“漩涡”。时至今日,在各种“后”学冲击下,又陷入了更深一层的漩涡中心——“反欧洲中心”和“反民族主义”。这用两个公式可以概括: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全球化多元文化=反欧洲中心主义+反民族主义。但实际存在的问题远比人为的完美逻辑复杂得多,因为不管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携带着太多的历史内容,二者也并非处在完全对立而又对等的位置上。倘若跳出形而上的二分对立观,就不难发现,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欧洲中心同作为各种显性或隐性帝国主义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如同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民族主义生存权同作为惟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信念一样,是应当给予区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当多些亦此亦彼的辩证思考方好。     

英语课堂教学“中心”说

一、外语教学法的引进与课堂“中心”说的形成。任何人无论是学习一种语言还是接授一种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某种教学法。教学法在长期的教学实验中又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观的形成。英语课堂教学“中心”说．是指在英语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Teachers-centred)和“以学生为中心”(Learners-centred)两种不同的教学观。从外语教学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们主要形成于两个不同阶段的教学法流派。     

世界秩序观变迁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变迁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天下中心"观为核心、具有鲜明等级色彩的世界秩序观弱化了国家的发展意识、影响了现代化的启动方式。西方入侵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了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种旨在实现国家间正义平等的世界秩序构想随之展开,它的发展带来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和模式的不断调整和改变,也影响了现代化进程中有效政府主导作用的建立和发挥。把握近代中国世界秩序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和谐世界秩序追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意义。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汉语语法学中的"动词中心说"考

该文通过对汉语语法学中“动词中心说”之来源和现状的多方面考察,将出现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动词中心”学说区分为朴素的动词中心观和源于西方语法的“动词中心说”。前者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出现在吕叔湘等人的语法论著中的有关“动词中心”的观点,后者指八九十年代以后随配价语法等西方语法理论引入国内的“动词中心说”。并分析了二者的主要差异:1、侧重点不同;2、概括对象的范围不同。此外,该文还论及上述两种“动词中心”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中国哲学之与"两个世界"

近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并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五四”以后在西学研究与裁剪中国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否定中国哲学的倾向有普遍性。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其书把中西“哲学”彻底对立起来,中心是论证中国思想是“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思维”、无超越观念、无形上思想、无“两个世界”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孔子“天论”、老子“道”的思想及宋明理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等命题,亦是“两个世界”的思想,只是讲法与西方不同。     

由“价值性”批判到“前提性”批判——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语境下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逻辑为叙事方式，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价值性”批判出发，经由实践观变革综合了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超越了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且，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最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性”批判成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落脚点。“价值性”批判立足于人的基础存在方式——生产劳动，从价值层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存在事实，而尚未深入到作为资本主义存在之“形式规定”的生产关系。“前提性”批判则直指存在本质，是在资本主义“存在悖论”的事实基础上，以“解剖学”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在本质层面真正开显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对生态危机由“价值性”到“前提性”的批判历程与实践观变革具有深度的理论关联——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科学化离不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视角切入，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够科学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深层的思维逻辑与实践逻辑。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无兵文化”与“新四民”观的历史考量

2 0世纪 4 0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曾以兵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边缘角色而提出“无兵文化”说。然而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表象却是“兵”的角色崛起 ,军人群体进踞社会中坚 ,势必改变传统的四民结构 ,亦对社会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严复审视近代社会转型而倡言以兵为首的“新四民”观 ,乃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独到阐释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尚中"观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

“尚中”观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 ,影响和渗透至传统文化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尚中”引导的中和协调、优化选择思想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化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实践充分体现了“尚中”的观念 ,在宏观上表现为自然环境 (天地 )、农作物与人的社会活动之间的调和平衡 ,即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 ;具体到农业生态系统中则注重农业生态关系的利用、选择及优化 ,即以人的生产实践实现各种生态因子 (非生物环境因子和生物环境因子 )的优化组合。“尚中”观决定了传统农业的生态选择     

中国文论的民族根性何在？（笔谈）——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几个专家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科学观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趋势

科学观是对科学的本质、社会功能的哲学反思。西方哲学的科学观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科学观,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科学观,现代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20世纪初,“科学”取代“格致”开始在中国流行。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把人类对科学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科学的价值、科学精神、科学与道德等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