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既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更是袁世凯个人生命历程中一个最大败笔。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有其历史的必然 ,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     

袁世凯的妥协与南北议和

辛亥革命以南北议和取得成功而和平地步入共和之路.毫无疑问,袁世凯的妥协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缺乏以袁世凯为主角的研究现状是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因此,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妥协内容及其生成历史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庆亲王奕劻与辛亥政局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弼德院总裁,奕劻是开启与终结辛亥政局的重要人物。辛亥年他受命组织责任内阁,因其"皇族内阁"的性质,遭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批评与攻击。因为签署铁路干线国有令,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他力保袁世凯复出收拾局面,政局因此而渐趋平稳。在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他帮助袁世凯推动隆裕太后交出政权,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方式,换取优待清室条件及南北重新统一的局面。事实证明,辛亥政局的走向,与奕劻有意无意的推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及南北议和,过去学术界多持否定意见。本文通过重新考察袁世凯自武昌首义后“奉旨出山”,主倡南北议和,逼迫清帝退位,最后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对袁世凯在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刻所扮演的角色及南北议和的意义作了新的评价。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

20世纪初盛宣怀袁世凯的轮电之争,是晚清政治的必然产物.尽管其本身并未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盛宣怀为筹集铁厂建设资金不得不大借日债,铁厂由此逐步走上被日本控制之路;同时,轮电之争及其延续.为盛宣怀合并商办汉冶萍公司提供深刻的政治教训.传统政治左右经济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小人物，大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袁克定

目前，有关袁克定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作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传说和坊间传闻，要远远多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大儿子，由于身份特殊，其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应诏出山，袁克定便开始积极为其父谋划，为稳定北方政局，出力颇多；待袁世凯主和态度明朗后，又尽力活动促成南北议和；外交上，奉其父意旨多次秘密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助其父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后来，面对南北共和之潮流，亦能积极促其父袁世凯接受共和。     

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

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考因

袁世凯与周学熙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相互信赖 ,探析其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原因 ,传统的世交和姻亲关系 ;二是主观原因 ,两人的思想相通 ,经济利益相关 ,以及周学熙的个人素质 ,袁世凯的知人善用。正是这些原因构成两人紧密关系的基础 ,成就了袁世凯———周学熙集团的形成发展。     

袁世凯因应白朗起事的军政措施——兼论白朗起事的性质

白朗起事,严重威胁了民初袁世凯政权,为剿灭白朗武装,袁世凯制定了阶段性计划:先是责令豫督张镇芳剿办;继是令豫鄂两省协剿;最后是动用全国武力联合剿讨,白朗终归失败。由于袁世凯的军政措施有一定的局限,这就为匪势再起埋下隐患。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论清末督抚与近代官报创设——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主要分析对象

《北洋官报》的创建及其成功运作与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从筹备创建到编辑发行乃至运营效果,袁世凯都亲自过问,《北洋官报》产生的示范效应与其亲力推动不可分割。因此,在近代官报的改革和发展中,袁世凯发挥了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袁世凯对新闻界保持着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自办官报;另一方面又控制破坏新闻媒体,对其在不同时期或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我们就具体情况进行不同角度的客观评价,     

历史的选择——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探析

1885年10月,袁世凯受清政府之命,全面经管朝鲜事务,是历史的选择,合力的促成。既有自身特殊秉赋的显现,也有吴长庆、李鸿章的鼎力举荐;既有朝鲜国王的盛情邀请,又有日本政治家的旁观建言。身处非常之世的袁世凯,以其非常之才干,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由此步入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揭开了其左右甚至是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历史大幕。     

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

袁世凯接受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侵略要求,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是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而做的交换.通过分析日本提出条约的事件背景、条约谈判过程、袁世凯的应对后认为,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孤立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世凯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终于迫使袁世凯接受其空前的侵略要求.这一结局基本上是中日实力对比和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袁世凯恰逢其时,恐怕难以力挽狂澜.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