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之镜：莱布尼茨与跨文化诠释学

本文从莱布尼茨在近代诠释学或解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影响开始,试图说明他在跨文化诠释学理论基础方面和跨文化诠释学亲身实践方面的贡献,认为他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经典意义,卸典范意义.本文讨论了三点:第一,莱布尼茨的普遍和谐理论是否对于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说明.从而对于跨文化诠释学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哲学论证.第二,简要讨论了莱布尼茨在"关于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观念的讨论"中的基础思路,看他如何在相异的文化中看到自己的文化.和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相异的文化,从而否定存在着纯粹文化和纯粹文化传统.第三,从莱布尼茨及其时代谈论不同文化的习惯方式,提出关于"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者"中国文化"这类说法是否存在着问题,是否和如何可能会导致误解.本文的主要意图是突出探讨跨文化诠释学的基础理念与方法的重要性.     

论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科技哲学方法论的借鉴

传统科技哲学对待认知的理性态度，对于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有益的借鉴作用。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走的是非理性主义这条人文道路，它把读者作为中心，不屑于一般诠释学者对方法论的探讨，而是要追寻此在的存在方式。哲学诠释学将人的非理性因素高扬，不可否认，这对于当下人的现代性反思有启蒙意义。必定人同样也具有理性的一面，虽然这在以往传统哲学中被一再突出，但现在我们不可顾此失彼。传统科技哲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也可在哲学诠释学理解中被吸收与批判，从而为哲学诠释学自身的完善增加新的因子。     

幼儿教育研究中观察与记录的诠释学思考

幼儿教育研究中的观察与记录是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化成长十分有效的工具,它能让教师"看到"儿童的学习,它能使教师反思其教学是否有意义,它能促进教师与儿童、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研究人员的对话.诠释学强调对话、理解与意义,它对幼儿教育研究具有相当深刻的范式意叉.论文简介了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并从诠释学经验、诠释学循环、诠释学对话三个方面探讨了对幼儿教育研究中观察与记录的启示.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文学阐释学的语言陷阱与汉字思维——论“Ontologie”的词源学系谱及诠释学的署名权

中国学界把总括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哲学思想的“ontologische Hermeneutik”翻译为“存在论诠释学”或“本体论诠释学”,其必然在汉语字面意义的阅读上构成误读的语言陷阱。事实上，西方诠释学源语理论被翻译为汉语译入语后，其中隐藏着多种不可通约的语言陷阱。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拉丁文“Ontologia”是德意志学者路哈特于1597年至1606年之间“coined”(创制/杜撰)的一个崭新术语，其产生得相当晚。在印欧语系词源及其意义逻辑的追溯中，我们清理与分析“Ontologia”和“Metaphysica”的共同本质属性，是为了提示研究者们：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在其解构与重构的形而上学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脉通贯历史的概念结构及词源系谱，即诠释学与形而上学、存在论或本体论在学理的概念结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端是以巴门尼德的“Sein”为起始，后端是以海德格尔的“Dasein”为终结。我们通释这一词源系谱，更是为了拨开遮蔽于中国学界诠释学研究的误读性迷思。     

诠释学的近代发展及其实践转向

近代哲学对于诠释学的关注从阿斯特的经典诠释学开始上升到一种专业哲学的高度,从而奠定了诠释学哲学发展的基础。诠释学哲学历经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逐渐逼近哲学的核心领域。而当代诠释学的实践转向应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使诠释学从方法论、本体论的语境中又转换出了一种新的视野。诠释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方法论、本体论维度对诠释学的理解转向了人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践要求包含着人的自然能力的施展、真正灵活运用知识以及把科学和生活相联结起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真正达到了一种人的哲学的高度,它是人对于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它是人的实践能力本身,这也是诠释学实践转向的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实践、应用与真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批判诠释学的价值和意义

批判诠释学把诠释学的理解、解释活动与批判、反思活动联系起来,突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应用与沉思真理之功能,在理解的诠释活动中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式古典智慧,促使诠释学由意义的理解走向对遮蔽正确理解因素的深层解析,从而开掘出诠释学的理性重建功能,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理论批判与实践重构的对接。如此一来,批判诠释学被发展为一种综合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用"实践"、"应用"和"真理"三个概念来表示。     

浅论哲学诠释学的语言学特征

在系统梳理西方哲学诠释学语言观和作为核心概念的文本理解观的基础上,诠释学中蕴含的语言学特征和观点显而易见,诠释学在跨学科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启发意义和应用价值表现在修辞学、批判语用学、跨文化交际与翻译、阅读教学和认知语言学等方面。     

论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

我们在本文中将探究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总体构架。在他看来,存在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对于此在来讲原本就具有某种急迫性。海氏企图通过对日常此在的分析表明,对存在遗忘既是一种积极的生存论现象,存在问题又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急需重新唤醒的问题。此在的存在论的诠释学是早期海氏唤起并解答存在问题的途径。诠释学在海氏这里从传统的工具论诠释学转化成了存在论的,而它是以海氏的现象学方法和世界现象的分析为基础而展开的。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误读”及其反思

＂文化误读＂是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它表征为正面＂文化误读＂和负面＂文化误读＂,与阐释学、哲学、语言学和话语权力等联系紧密。本文从＂文化误读＂内涵、表征维度及创造性叛逆等方面考量其内涵的丰富性,在理论上为＂文化误读＂提供策略和建议。     

伽达默尔真理观及其实质

伽达默尔将真理视为一个过程，他不再承认真理的唯一性和客观性，而主张真理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创造意义的过程。伽达默尔从理解这一概念入手，认为真理是在不断理解的过程中逐步逼近的。因此他认为不存在谁比谁理解得更正确，而只能说每一次和上一次相比又有了新的理解。伽达默尔将真理相对化的做法遭到了来自于诠释学内部传统诠释学维护者的批判。他们认为伽达默尔走入了相对主义的误区，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但实际上这是对伽达默尔的误解。伽达默尔是要告诉人们人类永远无法洞悉所谓的真相，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人们是在二定的视域背景寻求真理的，必然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得出的真理观念也不具有普遍性。因此真理是无法彻底达到的。伽达默尔真理观的意义在于他摒弃了对真理的独断论观点，提醒人们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保持一份清醒。而他对“对话”的强调更为未来的世界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试论维特根斯坦语言思想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解释学问题的理论自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语言思想和解释学无关。事实上 ,只要换个角度去看 ,我们就会发现 ,维特根斯坦、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也能成为一种解释学理论 ,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看待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我们对解释学问题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入。     

林纾误译的哲学阐释

解释学认为,林纾误译是由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引起的.林纾的理解和他前理解构成了解释循环,林纾的创造是受到目的语文化视域和源语文本视域等前理解影响,使得林纾的翻译会有意无意地误译原作。理解的有限性同时也让林纾视域与目的语视域和源语文本视域等产生距离,因此林纾的误译是不可避免的。     

解释的限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的反思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提出从传统课堂转向开放式课堂,强调学生、教师双主体对教学文本的多元化解释。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对这一理念的把握产生了偏执和误解,出现了课堂教学解释无度的现象。如何在认清基础教育本质、尊重知识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对教学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诠释学的当代价值与意蕴

诠释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它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因果性方法的“理解”方法,从而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划分开来;其次,它使自然科学诠释学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使普遍诠释学真正成为可能,从而为弥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鸿沟提供了可能性;第三,诠释学的理论和视野可以使我们对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问题获得新的理解,使我们的认识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本体论文本——扣问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的文本观的启示

翻译的文本观问题,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传统的文本观主张探求作者本意,现代的文本观主张诠释文本本意.本文拟在对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诠释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翻译理论的启示,指出在翻译中要破除旧的文本观,树立新的文本观,探求文本所能展现的意义.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一种历史视域中的解释学的普遍性

解释学的普遍性的问题是当代不少哲学家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文章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解释学普遍性的观点,它不同于以往正统的说法,即解释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普遍的发展。作者反对这种线性的、目的论式的理解,而是从史实出发(不仅从解释学史,而且还包括解释学的史前史),强调这种普遍化的进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过去有过去的普遍性,现代有现代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形式不断的转化并逐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