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 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论清代常州今文经学与文学的交融对人文精神的影响

常州今文经学家以<春秋>为研究重点,参照历代公羊学家对<春秋>的解释,阐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历史信念,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使<春秋>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当下的社会得以呈现,从而赋予<春秋>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意义.常州今文经学经过龚自珍、魏源的继承发展,直至康有为借今文经学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成为指导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论庄存与的治经特征及传承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董氏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完善了何休公羊传注的＂三科九旨＂,创建了清代公羊学的体系。庄存与在治经解经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又兼采古文今文经,建立清代公羊学研究体系。他的两位再传弟子刘逢禄和孔广森也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特征。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庄存与《春秋正辞》标点疑误举隅

庄存与作为清代常州学和公羊学的开山人物,其《春秋正辞》直接开启了晚清百余年的公羊学思潮,对清代后期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但庄氏素称魁儒,文风奥衍,其著作向以艰晦难读著称。现有对《春秋正辞》的标点,仅体现在两类文献中:一是现有研究该书的论文、论著,常会征引部分原文,并施以标点;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该书的点校整理本,是该书的第一个标点本。可惜的是,这两类对《春秋正辞》的标点,皆存在不少疑误,有待核正。     

鸦片战争前后的今文经学与中国近代思想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崛起,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是近代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怀疑和再估价的前驱。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味着对旧时代的厌弃和对新时代的展望,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流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思想在很大意义上是对清代中叶今文经学的继承与发展。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逢禄的公羊学

清代进入乾嘉时期,“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语)正当这种学风左右着经学乃至整个学术界之际,庄存与起而把治经的渊源,由东汉的经古文和今古杂糅推进到西汉的经今文公羊学。从而翻起已沉寂了两千年的今文经学的旧案,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继庄氏而起的有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庄绶甲、赵振祚等人,形     

《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

南洋公学外院于1897年开始编印的《蒙学课本》,一向被称为近代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材。至1901年,该校又有《新订蒙学课本》问世。关于这两部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蒙学课本》一直存在着论述上的歧义,因此有必要从存世版本的考辨入手,结合南洋公学的教育实践,厘清前人与今人记述中的各种错误。两本教材通过《编辑大意》以及课文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理念与新知识观,特别是对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省、道德观念的重构、中西资源的配置以及对新学书刊的及时吸纳,也使其有足够的资格成为晚清的国民常识读本。     

华文文学课文新审美领域的开拓

世界华文文学以其民族性、地域性和融合性特征,从而具有重大的审美价值。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华文文学课文,不仅数量少,而且存在主题较单调、缺乏兼容性和开放性不够等缺陷。中学华文文学课文资源亟待开发,无论是作品的题材,还是作品的体裁、风格,都有待开拓新的审美领域。     

论新历史主义的新型文本观

新历史主义者对以往的文本观进行清算,不满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接受史的"视界融合"和解构主义的文本游戏观,而力图恢复文学的历史维度,建构新的文本观: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互文流通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难免存在局限,如陷入历史不可知论、迷恋历史碎片、忽视审美性。从中引发关于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叙事的宏观与微观、文学的意识形态与审美等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英语立法文本中定义的重新解读

鉴于英语立法文本中的定义频繁招致语言和法律专家们的批评,从立法定义与词典定义的区别、立法定义与语义的不确定性、立法定义与法律虚幻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了英语法律文本中定义的使用,认为有必要对英语立法文本中定义的位置或措辞进行更改.     

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

本文主旨在探究学海堂与经今文学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阮元创设学海堂的过程及其组织特色;其次,作者指出学海堂兼容汉学与宋学、古文与今文的学风,而此多元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的最前线。     

上博简《鲁邦大旱》的史实背景和思想特点新论

上博简《鲁邦大旱》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就旱灾发生的问对,整理者推断大旱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但根据《春秋》的文例,鲁哀公十五年的大雩并不能称之为大旱,事实上利用重言说理是诸子立说的一种形式,不可完全据信。从思想方面分析,简文有违于早期儒家重祭的传统,简文表现的重刑特色和现实主义品格,和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不相适应,其思想非第一和第二代儒家所能有,而和《荀子》中荀子后学的著作契合之处最多,简文可能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一地鸡毛》文本构建策略新探

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以描写人物日常生活的烦恼达到对于政治体制结构的透视 ,创造了一个次政治文本 ,主人公关涉到的七组关系构成了文本的内在结构并因此而隐喻了人的生活现实 :即人对于幸福的追求及其作为创造性主体的自我实现意识在这个稳定的结构中必然趋于幻灭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简论邓小平的文艺理论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围绕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主题展开.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正确地把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二是正确地把握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其三是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邓小平文艺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