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定

目前中国相关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的电子证据采信规则,司法判例中法官对电子证据的认可程度不一。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整理出中国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主要存在真伪认定无统一标准、呈证形式不规范、公证和鉴定技术水平发展不均等问题。提出利用鉴证法、专家辅助法、对比法和综合分析等方法,从电子证据来源初步认定,再辅之于先进的鉴定技术和保障技术,审查电子证据的生成、传输、保存和展示过程,并将此种方法具体运用于对电子邮件、电子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和微博等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定中,以期为解决中国的电子证据采信难题提供方法指引,最大程度追求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统一。     

证据标准的新思考

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应设立标准,此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在抑制法官的主观任意性方面皆有重要意义.证据的标准应以实事求是作为总体标准,以高度盖然性优势证据标准作为具体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总体与具体证据标准的综合运用,将有利于其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发挥,保证对证据采信的准确有效.     

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及其量化研究

与其他传统民事证据相比，法官在认定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时往往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采信率不高、判断标准不统一等司法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民事电子证据用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之功能的发挥。该司法困境的形成是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专业性和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认知的差异性双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解决之道在于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制约，这与民事电子证据之体系定案的应有之义——“客观的印证”是相契合的。具体进路在于通过量化民事电子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构建起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数值权重，为法官的认定活动提供直观的数字化参考。概率统计中的贝叶斯定理是一种科学的量化方法，其基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用概率来度量人们对一个不确定事件的真实性的相信程度。但是，人们要用工具理性和司法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它在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中的运用，以避免自由心证之证明制度的丧失以及算法偏差影响客观化效果。     

论专利诉讼开放型科学证据体系的构建

为应对专利诉讼中复杂的专门性问题,我国在庭审实践中引入了专家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和专家陪审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知识。这一做法旨在回归教育模式,防范专家代替法官裁判的风险。由于我国现行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制,司法鉴定范围无法涵盖大部分专利专门性问题,现有的科学证据审查规则也难以解决新的专门性证据审查问题。为此,我国需要突破证据种类法定的限制,从封闭性的司法鉴定体系走向开放型的专门性证据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三步进行：首先统一确立专家证人制度;其次实现专利诉讼中科学证据应用模式的统一;最后参考相关国家和地区证据规则,优化我国的科学证据体系。     

论大合议庭中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仅可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表决,不可就法律适用进行表决。但是该法及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对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权限内的事实问题应当指某一行为或事件是否发生或客观存在,而事实确定后的后果则属于法律问题,但从法理以及司法实践来看,部分事实问题仍然由职业法官进行认定,例如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证据是否采信。大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可以通过听取证人证言、向证人发问以及勘验犯罪现场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参与审判,保证司法民主得到落实。     

论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对美国法庭“专家证人制度”的借鉴——由中美两个案例比较谈起

近阶段,医疗纠纷冲突凸显,大量的矛盾往往最终汇集到法院。而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法官面临诸多法律困境,尤其是科学证据的采纳问题。分析认为,借鉴美国"专家证人"制度,人民法院应设立"专家辅助人",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对影响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若干判例的评析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减少伪科学的运用和对科学的误用。通过对Frye、Daubert、Joiner和Kumko四个案件的判例,详细分析了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演变的内容和历程,有助于理解现代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内涵,对我国在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

秘密侦查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特殊的属性。秘密侦查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但是证据采信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确立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原则十分必要。总体而言,秘密侦查证据的采信应坚持程序公正原则和对抗性原则。     

我国民事鉴定证据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鉴定不能为视角

民事鉴定证据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鉴定活动得出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既是一种证据类型,同时也是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不可或缺帮助的工具,其所指向的目标是为事实裁判者认识能力欠缺提供的一种补强方式.民事鉴定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鉴定不能的困境.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依职权申请鉴定,但不能依职权指定专家辅助人.在鉴定不能的情况下,法官首先应当充分利用专家辅助人制度,使专家辅助人制度作为鉴定证据制度的补充制度,如果专家辅助人制度仍然不能解决鉴定不能的问题,则需分配客观举证责任,以解决鉴定不能给裁判带来的困难.     

试析休谟问题的本质

通过梳理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得出所谓＂休谟问题＂的论证过程,可以从问题产生源头分析休谟问题本质。真正首提＂休谟的问题＂一说法者实为康德。以下仅论述认识论意义上的＂休谟问题＂,其本质即为彻底的经验论内部蕴含的、无可回避的逻辑结局。休谟问题的本质要么是＂因果问题＂,要么是＂归纳问题＂,两者必有一者更为根本。从休谟得出问题的原始论证过程看,休谟问题本质应为因果问题。由于因果关系是人类得到＂实际的事情＂方面知识的重要依据,休谟试图为因果关系寻找必然性基础。     

提高法官素质是增强司法能力的根本途径

司法能力实际上既包括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也包括法官个人的司法能力,但无论要增强哪一种司法能力都离不开法官素质的提高.高超的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司法和社会生活经验、公正无私的精神、良知和人文素养是法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和惩戒制度来促进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     

论我国职业法官培养机制之完善

以发达的大学法律教育作为培养职业法官的基础性环节,这是当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通例。但就大学法律教育在职业法官培养机制中的定位而言,却存在着英美法系专门职业教育与大陆法系普通学识教育的差别。与此两种模式相比,我国大学法律教育的定位不明,体制自身有待改善;并且缺失了技能培训这一职业法官培养的重要环节。基于此种认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本文提出了借鉴大陆法系做法,改革现行法律教育体制,建构我国司法研修制度的系统建议。     

试论司法中的专家论证意见

司法审判并不是一个机械地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而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微妙复杂的判断之过程，这在疑难案件的审判中尤为凸显。法官作为法律帝国中的王公贵族有时候也会遇到措手不及的问题，为了公正有效地审理案件、解决纠纷，法官就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一些法律智识力量，而专家的论证意见就是其基本的表现形式之一。     

论农村司法环境下基层法官的素质要求

乡镇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司法在农村地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针对农民当事人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普遍偏低的实际以及农村纠纷的特殊性质,为顺应农村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的素质要求相对于职业化的法官而言,应当有所变通和侧重。在农村司法环境下,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应当具备一心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通晓风俗人情的人文素质、精通民事法律的专业素质、擅长诉讼调解的业务素质等。     

制度与明代推官的法律知识

推官是明代最基层的专门的司法官员。对推官获取法律知识的考察,为我们具体了解帝制晚期官员掌握法律知识的状态和机制提供了途径,还有助于发现明清时期地方司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明代推官就任之初并无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但这一时期的详谳制度和行取制度为推官提供了获取并积累刑名知识的重要机会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制度在推官获取法律知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明代中期以后,推官在地方司法中表现积极,成为明代官员中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队伍--监察御史的重要后备力量。     

法律进化论及其对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传统法律进化论是在对建构论唯理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多贬抑理性的作用,从而走向了与法律建构论者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因而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法律进化论”。在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上,应以科学的法律进化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并通过一般条款、判例法和习惯法这些工具,适当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此克服法典所固有的局限性。     

法官当庭认证问题浅议

法官当庭认证是法官当庭认证案件事实的一种诉讼活动。法官当庭认证的前提是当事人当庭举证和质证。举证和质证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并由法官运用证据规则对证据作出正确认证。要做好这一工作 ,就要全面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规范出示证据的行为 ,以保证认证的正确性     

论基层法官司法审判能力的提升——以社区医疗纠纷的裁判为视角

解决纠纷是基层法官的基本职业定位,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高低,基层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都直接影响着纠纷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信服度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公信度,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效果。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中的审判能力提升为着眼点,从审判时的司法经验、司法技巧及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同时论述了司法理念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作用,总结得出基层法官在司法审判时应将司法经验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灵活运用各种发现案件事实的司法技巧,辩证地对待裁判的标准规范,并将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贯穿于整个司法审判中。     

论法的目的——以康德目的论哲学为视角

有关法的目的之论说是法理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法的目的指向法律秩序本身,并决定法律秩序的精神品质。依据康德的目的论哲学,法的目的可以区分为法的外在目的和法的内在目的。前者在经验意义上探究法律秩序何以成为人类生存之必需的问题;后者在先验意义上揭示一切经验性法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内在根据。而对于法的内在目的之讨论严格来说源自近代,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个体的道德权利,其二是为确保个体的道德权利获得实现的普遍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