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

尝试从数字戒断的观念入手，剖析数字媒体生态与人在行为、心理和精神等维度深度交缠的症候，反思数字信息生活被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现状，并从人本主义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出发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础设施化、自动化和情感化三种结构性特征导致媒介依赖的普遍存在，而数字媒体对公私领域边界的破坏、传统社会层级的“数字复制”，以及媒介生态“情感转向”下人的文化能动性的觉醒，则是数字戒断的直接动力。当下流行的数字戒断运动在本质上是将“断联”商品化，而真正有价值的数字戒断实践应通过恢复媒介间性和重建专业主义权威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聚合、区隔与规范:粉丝社群交往互动的媒介逻辑

当代社群互动是一个多方话语对话、文化融合的场域,这种新交往形态是理解当代人际关系、群体传播和媒介化生活的重要切入点。粉丝社群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圈层,寓居在社交媒介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其交往互动呈现中介化、圈层化、日常化和仪式化的特征。本文基于媒介逻辑理论,从技术逻辑、内容逻辑与制度逻辑三个层面揭示粉丝社群交往互动的背后逻辑,将粉丝社群的话语实践、文化的挪用与转换、程式化的仪式表演等交往互动形式,纳入媒介逻辑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聚合与连接等媒介技术逻辑,为粉丝社群制定交往互动的规则与秩序,粉丝社群的交往在“技术-用户-社会”三方逻辑融合下,呈现媒介可供性、用户参与性、社会规范性的多方对话的格局,这个发现将为进一步理解媒介化生活的交往形态提供新视点。     

媒介化消费的内涵、成因及实践规则

关于新消费何以产生及其实质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基于微观消费现象讨论。本文以数字媒介为主的复媒体环境下发生的新消费现象为研究对象，梳理媒介化研究理论，较为系统地对新消费的产生及其实质、引发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具体而言，以媒介化理论为阐释起点，借助媒介可供性视角，从媒介化消费的生成以及影响下的实践规则两个维度加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媒介化消费的内涵、形式及实践规则。认为新消费实质为媒介化消费，其内涵包含“媒介化的消费”和“消费中的媒介”，并通过消费性媒介和平实消费两种表现形式进行展现。媒介可供性使得新消费场域偏向人文主义立场，链接了“人”和“物”，成为媒介化消费生成的重要因素，重塑了新消费领域“人—货—场”的实践规则，突出了中间地带的社会互动，强调货品的想象化、叙事化、社交化特征，实现了跨场域消费的深度融合。     

“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

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流动”的记者: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修正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制造“想象之场”：网红旅行地的媒介凝视、地方想象和意义生产

媒介旅行已深度嵌入整体生活体验中,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更是大势所趋。以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为例,引入“想象之场”的概念,揭示“电视剧—新媒体—观众/游客”等多元主体如何呈现、想象和形塑大理这一网红旅行地的“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属性。研究发现,依托大理制造的“想象之场”,既是传统与现代相遇的“物理之场”,也是视觉与故事融合的“叙事之场”。它是理想乡村的想象性重建,呈现的是世相百态,折射的是平凡自我;它尝试消解社会的加速结构,疗愈焦虑的心灵,也吸引公众去往远方,在地打卡。在合力制造“想象之场”的循环过程中,公众媒介凝视的是其“实在性”,叙事运输后集体想象的是其“象征性”,两者最终为实现“功能性”服务。“想象之场”通过故事和想象强化大理的“精神乌托邦”意象,其中涌动着抵抗加速社会的力量,重塑青年群体的希望和韧性,更描绘出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的美好蓝图。     

新时代把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路径研究——基于网络“元媒介”对文化主体的重塑及异化分析

网络数据信息安全、网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索网络传播规律及网络交互本质是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网络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媒介，在融媒体时代愈发突显其“元媒介”特性，是整个人类生产交换、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人际交互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此时代背景下，厘清网络的“元媒介”效应及其对文化主体的重塑及异化，有利于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网络的“元媒介”特征及其对主体的重塑和异化主要表现为网络对主体认知、行为产生的整合和重构效应。这些异化与重构现象的根源在于三组动态反应链条的交互作用：数据表象与表象思维、定向数据与主体行为、数据霸权与资本逻辑。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进一步探索破解网络“元媒介”异化与重构的现实出路，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新时代加强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实践路径。     

论武术文化传播的媒介逻辑与影像消费——基于功夫电影的分析

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大众媒介之于武术文化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更是新的武术文化形态的构形力量。媒介武术是这一过程的集中反映。准确、全面地认识武术文化在大众媒介中的传播需要充分理解其中的媒介逻辑;媒介逻辑是一种裹挟着商业利益的制造神话的非理性逻辑;武术文化符号进入大众媒介转变为影像消费符号,其更多的是遵循媒介的逻辑而非原有武术文化本身的逻辑。理解媒介的这种符号生产特性,把握好武术文化和媒介两种逻辑,才能更好地利用大众媒介传播武术文化并认清其对武术文化形态的影响。     

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

融合是当前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更好地认识媒介融合的现象,把握媒介融合的规律,从科技发展的历史和媒介发展的现实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媒介融合现象,可以看到,媒介生态环境及媒介形态环境革命性、指向性变化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内在动因,媒介产业的发展是媒介趋向融合的外部力量。现实语境中,探析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有利于了解新闻传播方式、媒介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推进媒介进一步融合,促进传媒业的整体发展;同时也能给当前媒体从业人员提供重要的启示,为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变革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中国传媒人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传媒人的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报纸和网络,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上形成了电视第一、网络第二、报纸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对所在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态度的满意程度较低,对其所在媒体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创新能力满意度评价不高,同时认为多头、多层管理对新闻媒介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他们期望新闻媒介以全面、客观、平衡的报道,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预警功能,提供决策参考,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传媒霸权——兼论我国的传媒政策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整个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利用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传媒霸权,从各大传播媒体中显露出“传媒霸权主义”的印记。对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增强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才有可能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     

精神、理念与技术:媒介融合的热点背后

在麦克卢汉主义者眼里,传统媒体的持续萎缩,是互联网作为"绝对尺度"强制衡量的结果。对于无论报纸还是广电而言,出路首先不在于以消灭自己为代价与新浪、腾讯角力(比如创办内容同质的网站与APP客户端),而是应该汲取新媒体的理念和精神、结合自己的专业人才和资源优势、捕捉受众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去释放原本还蛰伏于内部的生产力。这也许最终仍不能抵挡新媒体的进逼,但在某个有限的时空里,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受众、广告、影响力和话语权份额。     

媒介环境学理论范式：局限与突破

媒介环境学彰显媒介形态的特性及其对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它忽视传播主体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媒介效果的影响，体现了学科理论范式的局限。同时，它突破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范式，试图从人性化的新视角思考媒介形态的演化，显示了学科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在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口头媒介时期,其主导文化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呈缺席状态。印刷媒介时期,近代通俗文化兴起,但相对朴素平实。电子媒介时期,现代大众文化泛滥,经过视觉文化的包装之后则更显嚣张。数字媒介时期,大众文化融入媒介文化之中,仿佛隐而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大众文化与不同媒介形态的交往互动意味着大众文化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断变化的大众文化又呼唤着研究者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研究路径等方面做出调整。面对当今更加复杂的文化格局,从大众文化研究转向媒介文化研究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     

媒介融合的媒介变革逻辑及其他

为研究媒介融合及其将至何种形态的问题,从媒介融合的定义出发,对媒介融合及其形态、媒介融合的变革逻辑等问题予以阐释,透视媒介融合的媒介变革逻辑、意识形态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缠绕。研究认为应从媒介学角度检视此信息模具在相应的时空维度运行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新的媒介域会给未来人类带来深远影响。     

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

时间是人乃至人类最内在的存在结构与生成依据.在未竞的现代性的进程中,媒介不断影响和塑造着人的时间意识与观念.媒介化时间的涌现与时间化媒介的膨胀,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媒介与时间的复杂关系.媒介化时间带给人们以便利,也带来了新的遮蔽与异化.对这一挑战的应答方式之一是进行有效的媒介素养与认知教育.     

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与媒介管理和控制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交流传播方式,新媒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用。媒体个人化具有内容个人化、传播共享化、管理自律化等特征。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应,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表现,是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媒体个人化趋势给媒介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并顺应这种趋势,制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建立分布式分类管理模式和以技术管理与法规管理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协同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