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礼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丁鼎先生校释的《新定三礼图》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和《周礼》这三部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三礼”是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三礼之学在古代虽然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但三礼素称难治。由于三礼文字古奥,规制繁杂,再加上时代悬隔,制度变迁,因而后人对于三礼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述往往众说纷纭,莫名究竟。尤其是对于“三礼”中有关舆服、宫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记载难以准确的阅读和理解。有时仅凭文字解说,往往难以尽意。以图说礼,或能收到直观明确的功效。于是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郑…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曹元弼《礼经学》对张惠言《仪礼图》图表引用之概述

《礼经学》为清末礼学大师曹元弼受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所托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张之洞嘱托曹元弼著《礼经学》,欲以传统礼仪达到收挽民心,强学力政,抵御外侮之目的,仍是“中学为体”政治思想的表现.此书为曹元弼广采众家学说汇编而成的教科书,其主要内容多取自别家,其中张惠言《仪礼图》即其所引书之一.张惠言为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精研易、礼之学,《仪礼图》为其礼学代表作.此书为图解体,曹氏《礼经学》之图表多引于此.曹氏引张氏礼图,因其礼图绘制切合经义,图文精审,优于前人.     

陆世仪治学取向与对礼的体认

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复兴礼学的努力。作为开风气者,陆世仪在对程朱、陆王学说加以反思的基础上,致力于六艺实学的倡导;而其所倡导的“切于世用”六艺实学,其落脚点乃在于对礼的阐发上。陆世仪不仅对礼能有所体认,而且还将其思想运之于实践,《宗祭礼》与《治乡三约》的结撰,即是其践履的反映。陆世仪为学取向的确立和对礼的体认践履,对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礼学的兴起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

郑珍的经学研究与郑玄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是因为他们同为郑姓,出于对郑玄的景仰,郑珍视郑玄为＂家康成公＂,视郑学为＂家康成公之学＂。其次是因为他们人生遭际的极大相似性,郑珍以郑玄为楷模,抱道隐居,学业志行,颇类康成。郑玄注经以三礼成就最高,郑珍的经学研究亦主攻三礼。为救世儒之失,承继、维护与弘扬郑学,郑珍治经,以声明郑注为宗旨,排击他说,推尊郑学,在郑学的流传上功不可没。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

前言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127—200年),是汉末著名的大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而尤重《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郑注《三礼》常用“以今况古”的手法释经,即以汉代的典章、制度、文物、风俗、时事、方言、俗语等等,来比况和解释经文,使经义易明。因此,郑玄的《三礼注》中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有关汉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其中许多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典籍,还有许多则是郑玄当时据“目验而知之”者,这就更觉其可贵。郑玄《三礼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黄以周《礼书通故》小议

黄以周是晚清经学大师,尤精于三礼之学,其《礼书通故》一书乃清儒礼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学术特色而言,"体大思周,无微不至"、"不拘汉宋,实事就是"、"明辨是非,精于判断"、"文字互见,图文相辅"乃是黄以周《礼书通故》的重要特点。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

正《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组织门人编纂的礼经学基本资料汇编。朱熹直至弥留之际,仅成《家》、《乡》、《学》、《邦国礼》及《王朝礼》草稿,叮嘱高足黄榦继续完稿。黄榦不负师托,至晚年《丧礼》才完成,《祭礼》仅成草稿而去世。黄榦《丧礼》钻研深刻,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丧服》部份即以黄榦学说为重要参考。朱熹《正编》及黄榦《丧礼》、《祭礼》有宋版以下多种版本,《四库全书》也收录全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作为礼学、经学最重要的资料渊源。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