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

刘惔出身于士族,生活在东晋立国及逐渐稳定之时,他最活跃的时间正值东晋清谈的盛期——咸康至永和年间。他以"简秀"的风神、渊博的学识、"往辄标的"的清谈风格、精妙的识鉴人物的能力成为风流之宗。他自信、重情而谨守礼法,重视君臣秩序;精勤政务,处事干练,洞察大局,并勇于自任。刘惔较好地实践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具有儒道兼综型人格风范。对刘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东晋中期的名士风貌和思想文化。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刘表时期避难荆州的北方名士

对东汉末以来荆州名士具体人数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由于荆州的政局安定 ,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地理位置的优越 ,使北方名士主要是关西与豫州名士多避乱于此。刘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们 ,但他们对荆州的文化学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

"竹林七贤"不见载于曹魏文献,不是因为政治残酷、文献缺失,而是因其在当时不被关注以及士风使然。西晋元康时期,由于贵游子弟的追慕、仿效,他们被士林关注、推崇,于是有"竹林七贤"之称,阴澹《魏纪》所载就是标志。东晋时期,随着士林热衷于"贤人"品藻话题,林下之风遂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精神文化特征,将他们七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竹林诸人"、"竹林名士"、"竹林七贤"称之,从而完成了这一生成过程。     

两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外戚政治

以世家望族支持而建立的两晋政权 ,确立了两晋士族的政治地位 ,士族与皇族又结成政治姻亲。由于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的利益冲突 ,最后使东晋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外戚是两晋士族中最为腐朽的势力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名士风流 名士妇亦风流——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妇

《世说新语》以记录魏晋名士风流为主,但还选录了大量的女性。通过这些女性,我们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名士妇是名士的配偶,是其中的特殊群体,受名士风流影响,名士妇亦风流。名士妇有三个特点:出身士族、受教育机会多、受名士生活影响。名士妇大致有五种类型:识见型、谏夫型、讥夫反击夫型、追求幸福型、恶妇型。《世说新语》选录大量名士妇的原因是编撰者有儒家倾向、妇德下降、尚奇之风、显衬名士风流等。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阳古城之文化积淀及其历史地位

晋阳的历史年龄已有 2 4 99年 ,晋阳兼称太原则已有 2 2 4 9年了。太原 ,尽管宋初统一战争中有堕晋阳而建太原之沿革 ,惟从地名学、从原始居民传承、从政治地缘等视角看 ,由晋阳到太原 ,都是一座持续发展之城 ;战国赵、十六国前秦、北朝东魏、北齐、唐、五代后唐、北汉七朝都或别都 ;向为中央肩背而国家安危兴亡所系及其“表里山河”天下独有之地理形势 ;地处古来华夏族旱地农业文化与戎狄游牧族草原部落文化接合地带 ,是以为民族融合之会归及其多元文化 ;具有太原老陈醋、晋祠大米、汾酒、太原葡萄酒、并州快剪刀等独特的传统工艺与特产 ;典型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造就了一代代典型历史人物及其典型的社会性格 ;晋阳古城待发掘的恢宏遗墟及其城郊文化遗产。     

宋人谑名摭谈

谑名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中的语言现象产生于先秦，至两宋时期已十分普遍，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基础，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论周公与和谐文化传统

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以及"德治"、"仁政"的政治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直接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儒家伦理道德重建与《三国演义》

明朝统治者和士人认为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滑坡与沉沦。明初政治文化的使命就是儒学精神的重建,这也是三国故事二度创作的契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探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同时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又是考量社会是否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阈下,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和维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制度保障,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越文化与东晋士风文风

东晋士风文风表现出闲淡自然的形态,与西晋的士风文风完全不同。论者以为这种闲淡自然固然与玄学的影响、东晋门阀政治密切相关,但与其产生的地域会稽不无关联,可以说它表现了越文化的另面。     

五种清代进士题名录的承继关系考论

在清代进士题名录系统中,有场中缮写本进士登科录、场外刊刻本进士登科录、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民间刻印本进士题名碑录和今人编著的进士索引工具书,五种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相互承继。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