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调查与扶贫研究

经济贫困是一个广为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典型连片特困区——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的基本调查,探寻该连片特困区经济贫困与增长乏力的原因,针对政府的扶贫效果对扶贫政策进行了反思,根据武陵山片区特点深入思考了该区反贫困的思路,认为武陵山片区“亲贫式”增长的产业选择关键在于有效利用片区内与特色农业、旅游产业相关的优势资源,并促进第一产业中特色农业与第三产业中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该区域走出低碳生态、全民共同脱贫致富的自生发展道路.     

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及其改进方向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对策性、应急性特点,缺乏系统设计,各项政策之间衔接性差,有关政策有着目标不清、功能混乱的缺陷,整体而言,扶贫政策创新不足。如果将扶贫政策区分为预防性、救济性和开发性三种类型,可以说在实际扶贫工作中,预防性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灵,救济性政策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开发性政策还不全面。改进城市扶贫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     

无障碍战略与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

残疾人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层面的排斥阻碍了残疾人社会资源的获取。无障碍战略的建构、实施与残疾人扶贫脱贫效果息息相关。残疾人要想摆脱贫困,必须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无障碍获得,无障碍扶贫战略的建构与实施刻不容缓。在无障碍战略的指导下,残疾人扶贫要统筹推进,不断打破扶贫观念、制度、政策、服务等方面的障碍,使残疾人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公民权和社会资源,从而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发展。     

全民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构建研究——以旅游扶贫为例

当前,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扶贫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趋势。在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的生活常态,加上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全民参与旅游扶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如何将庞大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贫困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构建一个全民参与的旅游大扶贫格局,让企业、组织和个人以各自更加有效的方式都参与进来,和地方政府一起,从提供基本生产生活保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智力支持、人才支持和市场供给等多个方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社会帮扶网络,为贫困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提供有效帮扶。     

中国与印度扶贫问题之比较

中国和印度在历史发展、经济状况、治理方式、文化状态、人口结构、教育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又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减贫压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消除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困,一直是中印两国在发展上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在解决人口贫困、积极开展扶贫工作方面都有许多深刻的认识,都制定了许多政策,采取了众多措施.但是,由于两国在认识程度、目标确定、战略选择、治理方式、方法运用、策略制定以及组织利用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其各自的扶贫效果自然有所不同.其中,中国所开展的扶贫工作反映出了十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当然,两国的扶贫工作也有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样才会不断促进各自国家扶贫实践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A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

产业兴则百业兴。发展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不仅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的根本手段,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适时总结脱贫攻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产业扶贫经验对促进产业振兴异常重要。乡村产业的良性运行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有鉴于此,对A县产业发展逻辑进行总结,发现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应提供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和服务供给等,而市场应提供生产原料、价格指导和产品供给等,只有明确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责任与边界,才能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A县的产业扶贫实践为有效促进产业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精准扶贫成为重要的政策和研究议题。本研究试图从乡村主体性的层面，指出精准扶贫问题的解决，需要对造成贫困的市场主义有更深层的了解，重塑乡村的主体性，使乡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复，使乡村经济的自主性得以重建。如此，才能实现扶贫的可持续。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扶贫的政策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缓慢,居民生活贫困,但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因此,这些 地区 要脱贫致富,就必须因地制宜地走一条以旅游为龙头的经济发展之路。而旅游的持续快速发 展及旅游扶 贫作用的发挥,需要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保证。据此,从产业、经济、环保、民族特 殊性等几方面对旅游扶贫政策进行了论述,试图为边区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

生态旅游扶贫，是新时期农村建设主要方法，它不仅体现了我党新时期经济建设与开发的趋向，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实施形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旅游扶贫概念，着重从创新方式把握、结构链构建等方面，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和路径，以达到明晰技术要点，促进我国经济全面推进的目的。     

中国的财政扶贫与区域均衡发展

本文从国际扶贫一般经验和中国贫困与扶贫的独特特征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扶贫对与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的任何反贫困措施都毫无例外地会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而政府财政扶贫的区域均衡机制是多方位的、多途径的,政府专项扶贫资金的不同性质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不同扶贫方式的选择也直接产生不同的作用机理。     

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革命老区产业扶贫模式、存在问题及破解路径——以赣南老区为例

产业扶贫是革命老区探索脱贫致富的内生性机制,是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关键路径,对于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带动贫困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赣南老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全国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占江西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本文以赣南革命老区为例,总结出赣南老区探索产业扶贫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金融服务+"、"特色旅游+"、"互联网+"、"移民搬迁进城进园"五大模式,剖析产业扶贫中的四大矛盾,提出产业与规划、产业与生态耦合、产业技术带动与推广、企业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六统一"等破解路径。     

武陵山区减贫公共财政政策的视角转换与制度创新

在区域性连片扶贫开发新战略实施之初,有必要对以往扶贫开发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深入研究.经实地调研发现,由于扶贫资金瞄准机制、资金投向重点、资金配置方式的不合理,导致项目贫困群体能力未得到有效提升、实施效率偏低、形成过度的行政路径依赖,并带来了扶贫目标偏置、扶贫资源浪费、权力寻租等问题.应从支持合作组织发展、加大“软”服务投入、创新资金配置方式等方面,以构筑发展的社会基础为切入点,探寻扶贫公共财政政策转向的路径.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