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后期之作,并非态度草率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卷十七以后的诗。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宋诗钞》的编纂及其诗学史意义

《宋诗钞》的编选,深寓家国民族之感,原有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编者情怀博大,故于所选之人,最重名节、功业和学术,而于所选之诗,各种风格流派兼容并蓄.是书编纂的意义,主要是对清初宗宋诗风和唐宋诗之争论辩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宋诗,为确立宋诗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从观念和文献两方面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准备,并深刻影响了清诗发展的进程.     

汪元量《水云集》散论

(一)精校《汪水云集》蠡测 汪元量的诗,据涿州高儒《百川书志》和晋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湖山类稿》十三卷,《汪水云诗》四卷。”据此知汪元量诗集足本二种,明时尚有流传,后不知何时亡佚。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汪诗刻本,除《宋诗钞》、《宋诗钞补》选录以外,尚有丁丙八千卷楼本(收在《八千卷楼丛刻》与《武林往哲遗书》中)和鲍延博知不足斋本。其中《水云集》仅收诗二百余首,《湖山类稿》亦只存五卷,较之高、黄二家著录,散佚不知凡几。而二书之抄本流存海内者,亦复不少,其间所收汪诗,与刻本比较,虽增益无多,但因源流各异,故其中不乏珍贵之本,惜其分藏南北,远非一人一时所可得而睹者。三十五年前,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先秦诸子散文比较(下)

先秦诸子散文,衣披万代,影响深远。本文从天道观、人性论、政治观、文艺观、文章体制、语言风格、论证方法、文学性等八个方面,对其中影响最大的《论》、《墨》、《孟》、《庄》、《荀》、《韩》六书,作了简明扼要而又较全面、系统的综合比较,以期准确把握以上各书的特点及先秦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先秦诸子散文比较(上)

先秦诸子散文,衣披万代,影响深远.本文从天道观、人性论、政治观、文艺观、文章体制、语言风格、论证方法、文学性等八个方面,对其中影响最大的《论》、《墨》、《孟》、《庄》、《荀》、《韩》六书,作了简明扼要而又较全面、系统的综合比较,以期对准确把握以上各书的特点及先奉学术发展史有所裨益.     

慈禧下不赢的一盘棋

晚清社会有点儿怪,一方面政治糜烂、民生凋敝、时局混乱;另一方面以监督为天职的报业相当繁荣,《苏报》《中国日报》《京话日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大公报》《日日新闻》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纸媒。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