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尚书·金縢》新探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

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存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是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成王九首诗中祀祖、自儆、儆臣内容连贯,又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篇制结构,还与传世文本《诗经·周颂》多为组诗的原初形态暗合,故九首是一完整的组诗。其中第一首见于今本《诗经·周颂》的《敬之》篇,故整体为《诗经·周颂》作品无疑。由短序推知,周公四句诗原来是另九首,同属《诗经·周颂》"逸诗"。两组十七首"逸诗"的诗学史意义:一为"孔子删诗"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的支撑,并为其删诗"十分去九"提供了文本范例,且启示人重新理解司马迁"去其重"的含义不只指删除重复诗篇,还指删除内容相近的诗篇;二为《毛诗序》形成时代的最终解决提供了新证,说明《诗经》至迟到战国中期已有序;三是揭示了《诗经》"颂"诗有别于"风"、"雅"只唱不舞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特征。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由清华简《系年》简论周初诸侯国地位的特点

学界对清华简《系年》载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为侯。建国于卫,称康叔为"卫叔"事,谓《系年》运用"据后叙之"的"史家笔法",虽可被视为定论,但仍有可讨论余地。综合各家观点,本文认为:康叔在武王时曾"受封采地于康",因此被称为"康叔";成王、周公时"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即封侯建国;周夷王时,卫国为赤狄所灭,齐桓公为之复国,周夷王"命卫为侯",恢复故国。由《系年》载成王、周公时康叔建国封侯事,显示周初分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周初对贵族、王臣及重要地方势力等实行分封导致出现不同类型封地并呈现各自的特点,此不同类型的封地在周朝国家制度中拥有不同地位及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所谓典型诸侯国之封国规模、组织结构完备复杂则远超于一般王臣的封地,其在周代国家制度建构及其后的政治实践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

发生在东汉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本文认为,战役的整个过程,包括赤壁遭遇战、乌林追逐战和华容道逃窜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战场纵深三百余里.展开遭遇战的赤壁,即今武汉市武昌西南的赤矶山,虽已湮没,应为其正名.沿江追逐战至乌林结束,其对岸的今赤壁市赤壁山,虽非初战赤壁,但也是整个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操逃窜的华容道,横贯于今江汉平原的中部.黄州赤鼻山,与"赤壁之战"的赤壁当无关系.     

从地域看《诗经·陈风》的巫文化

巫文化是《诗经.陈风》最为鲜明的主题。这一风俗应当来源于上古先民求雨活动的变异。求雨的实用功能在这个时期已经衰退,而给男女自由结合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有人认为《陈风》的巫文化的特点在于周陈时期＂大姬＂的影响和南方楚文化的熏陶。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陈地本就有着丰富的巫文化传统,二是商文明的浸染,使陈诗体现出强烈的巫的色彩。     

何炳棣先生与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何炳棣先生认为,孔子、老子均在孙武之后,《孙子兵法》是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诸子不过是给行为主义披上不同的外衣。依照何先生的意见,先秦思想史需要改写。事实上,的确存在礼乐文化、孙吴之术、诸子之学三个相互连续的发展阶段。汉代为纠兵法家之偏,才把殷周遗典抬到经的地位,开启了新的经学时代。     

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而江南吴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吴地青铜器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中原型铜器;其二为江南与中原融合型铜器;其三是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些吴地风格的青铜器脱离了中原的范式,充满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青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     

西周金文动词用字例释

上古汉语中词义的演变往往表现在文字上的假借和分化,西周金文动词字与词的关系可分为三种：假借关系、同源关系和异体关系。对西周金文动词用字中孳乳和分化现象的考索,既是对西周语言中字与词关系梳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上古汉语动词词义演变脉络的必要补充。     

何以《诗》无楚、吴风--三论"风"诗的"邦""国"限定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 ,楚、吴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其文学创作也是出色的。但是 ,现存十五“风”诗却缺楚、吴之风。究其原因 ,在于楚、吴对于周朝的离心倾向 ,故而不为周期的邦国体制所接纳。十五“风”诗 ,楚吴“风”缺 ,说明了中原政治对异己政治的拒绝 ,说明了《诗》的政治倾向性 ,也说明了孔子“删诗”说的成立 ,从而证明了《孔子诗论》中对“风”诗的“邦风”限定的成立。     

吴伟业早期艳体诗略论

通过对吴伟业早期艳体诗生成背景、特色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梅村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其与明末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关于西周成周城的几个问题

武王在位时初步营建过成周城,具体位置在今汉魏故城一带;成王之世重新营建成周城,在今瀍河两岸。金文资料表明: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都城,西周时期在成周设有宗庙,成周城是西周时期的另一政治中心。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