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诗经》的双宾语

《诗经》和后代的诗歌有一点不同,它中间写到大量上天赐福、天子诸侯封赏的事情,用了很多双宾语句,其中有些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在用词和构造上与先秦散文不同。有些话语散文中照例是不用双宾语表达的,而《诗经》为求句子凝缩,改用双宾语。加之诗歌多一意化为三叠,为了避免文字重复,分别换用意思相关的动词,固而一些散文中不带双宾语的动词,出现在《诗经》双宾语中。散文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位置是固定的,但诗歌出于押韵或修辞的要求,可以将两者位置颠倒。《诗经》内部《国风》和《雅》《颂》的双宾语也有区别。《国风》中几乎没有天降福祉、贵族赏赐之类的情况,而代之的男女赠送礼物传达情意,则又主要以其他句型表现,所以双宾语很少。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就《诗经》的编者及入乐答杨先生

文章针对杨旭升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辩驳。其一，“季札观乐”的真实性不能抹杀，孔子之前《诗经》确已结集，而《诗经》中可能系由孔子增入的周平王以后的作品，不及全书八分之一，因此只能称孔子为《诗经》的补编者而不是主编者。其二，众多文献记载表明《诗经》全为乐歌，《诗》乐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非“自构的理念”。     

孔子的社会理想

提起孔子的社会理想,便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如下一段话: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周诗新诠

一、<大武>六成考《小戴礼·乐记》及《孔子家语》皆记有孔子与宾牟贾论<大武乐>之言。其文(用<乐记>文,附<家语>异字)曰: “子曰:居,吾语女。(家语作尔)夫乐、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家语邵、下同)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家语南下有反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家语分下有陕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为复缀,以崇天子。(家语作‘以崇其天子焉’。)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家语作‘众夹振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周代封侯爵制辨析

有周一代，因循并发展了殷商的“外服”、“内服”的爵制系统，并创制了“封爵”和“官爵”——“外爵”、“内爵”两大体系。其中，外爵制中的公爵爵位仅授于封侯中身份特殊的尊者，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封爵。它很好地解决了天子与殷旧王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属臣之间的礼法问题。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诗经》四言体兴衰探论

枟诗经枠“四言体”的结构呈现为一种“二二 ?四”式语音-节奏框架。其压模范围覆盖了周代诗乐舞诸范畴 ,形成了汉语四言结构的“绝对压模”时代。“诗体”的典范---枟大雅枠诗组规整的句式 ,其实是周代“双音钟”制约下的雅乐节奏的折射。而雅乐节奏的源头 ,则是文王时期所创的井田耦耕节奏影响下形成的岐周民谣的节奏框架。“诗体”的存续归根结底要依靠井田制的有效运行。而庞大的井田制 ,其根基其实建立在小小的木质农具周耜之上。因而 ,当战国初期“中国铁器时代”到来之时 ,井田崩溃 ,雅乐亡佚 ,“诗体”也走上了消亡之路 ,汉语四言结构的“绝对压模”时代终告结束。     

论《中州音韵》闭口韵的性质

王文璧《中州音韵》是一部南曲韵书。韵书中完整地保留了3个闭口韵部，除了承袭所本韵书原有体制、传承戏曲演唱传统唱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实际语音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叶前后闭口韵仍然存在于吴方言中的语言事实。     

试论春秋诸侯国外交中音乐的运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主要应用在诸侯觐见天子、诸侯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音乐内容方面不仅规定音乐表演的程式及演奏曲目,在外交用乐中对乐器的使用及摆放同样加以规范。宴会上出现的赋诗环节同样是属于用乐的范畴。     

清商乐流变探析

清商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俗乐,是相和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东晋政权南迁以后,南方的音乐随之有了更显著的地位。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声"、长江中游的"西曲"和南迁的相和歌合流,形成了一个新的乐种叫"清商乐"。文章对清商乐的名称以及演变中的文化融合、音乐风格、结构形式、伴奏乐器等方面作了简要论述。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