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研究

结合广州正在开展的街道、社区管理服务改革创新,以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为例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公共服务运作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效力.对于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提高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对探索完善具有广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和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也具有参考意义.     

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实现

乡镇政府是农村社会的＂法人行动者＂,尽管它的组织形式一度为人民公社,其职能也曾表现为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发展型,但它始终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镇政府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组织者,应该凸显公共服务型和治理型的功能。如此,为实现其与角色对称的功能,乡镇政府可以通过明确重点服务域、确立决策权威、增加服务资金投入等践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功能。     

组织联合与价值定位:对支持型社会组织规模化发展过程的分析

公益规模化是当前公益领域新兴的一种发展理念,大批社会组织正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身的公益产品(项目),以期大规模解决社会问题.本文以"NW性教育支持平台"这一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项目规模化推广为例,讨论层级组织联合现象中的新机制.研究表明,该机构建构了层级组织间的联合这一推进项目规模化的实践路径,具有多层级合作、间接与政府互动的新特征.但由于联合模式存在诸多问题,NW不得不进行联合模式调整,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组织价值定位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作为规模化项目的管理者,该机构无法忽视层级组织之间存在着发展逻辑差异的现实,这亟须机构明确自身在知识和技术层面的价值优势.基于此,机构才能通过调整组织联合模式实现组织间的价值互补,推进组织的规模化目标.最后,本研究为重新审视政社关系理论提供契机.本文认为,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地位,政府需要重视层级社会组织间的价值定位机制,特别是将支持型社会组织从更高层面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能力纳入制度设计的考量之中.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公益创投模式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新的探索,有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资金来源广、参与主体多、强调社会组织提高服务的独立和相互竞争、项目实施周期短等特点。社会组织需要在公益创投中平衡自身发展定位与政府服务购买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也需要在厘清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协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突破瓶颈。     

协同分析框架下的困境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困境老人作为特殊的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需求更多元、更紧迫,困境老人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反映一个区域养老服务总体发展水平.当前,如何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及社区社会组织等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建立困境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发挥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1+1＞2"的助老效应,是值得研究的社会议题.     

非基本公共服务：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市场化破局机遇

根据我国国情和群众需求,社会工作服务可划分为面向基本需求的基础性社会工作服务和面向多元需求的拓展性社会工作服务两种类型。经过多年社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已逐步满足群众基础性需求。更加多元、更高质量的非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政府、社会、市场的综合发力,社会组织成为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提高生存能力、提高服务供给的高质量可持续能力,社会组织需要多方支持,市场是激发活力的重要力量,充分阐明市场对社会组织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活力的支持作用,聚焦双向互促中的文化和资源的维度,可以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按照制度相容原则和标准化清单化供给、定价机制建构、监督和权责划分等推进路径,可以帮助社会组织抓住市场化机遇,激发内生活力,提供更为高质的多元服务,充分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形式研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发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满足公众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结合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实践状况,可梳理出四种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主要形式: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公私合营——公办民营与民办公助、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政策流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创新社会治理。通过规范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厘清了这四种合作形式的操作方式、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缺陷。     

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供给的非规模化约束与整合主体选择

社区公共服务存在行政事务与社区自主两个领域,由此而形成了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非规模化与规范化悖论,因而需要建立专门化的社区社会组织整合平台来化解.官办组织会增加成本、模糊产权,降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性和供给效能.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事务域组织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征而无法成为社区自主域组织的有效整合平台,政府需要通过合同制治理建构一种契约型关系的体制外整合组织.     

社会多元治理视角：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效能分析

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变革中,引入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满足异质性化的个性需求,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但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多困境,其发展壮大有赖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内在潜能的提升。     

浅析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保证与原则

对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的划分为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公益物品与服务本身又是十分复杂的 ,又存在着共用性程度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公益物品的单一政府供给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共服务市场化由此产生。实践表明 ,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省政府开支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顺利实行需要成熟的市场经济、民主化的公共决策、法制化的政府行为、成熟有效的技术支持作为条件保证。并且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应坚持公平、服务和多中心的原则 ,这样才能使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行免于失控 ,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公"之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政策的三维空间

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一般而言,社会政策旨在推进社会公益和社会公正,但是社会公益的范畴远比经济学所定义的"公共物品"要广.只要存在市场失灵,即使所涉及的不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也是社会政策干预的领域.社会政策的平稳实施有赖于多种筹资手段的组合使用,同时也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公共服务的经费保证建立中央补助金制度.社会政策的实施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是必须在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多样性上做文章.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开发出多种间接性的政策工具,其广泛使用导致了公共管理的新治理范式,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借鉴.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相关问题研究——基于组织功能比较优势的视角·以上海市为例

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生产方面形成不同的组织优势。社会组织既具有政府组织服务于公益的宗旨,又具有企业组织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观念,还具有两者皆不具有的志愿精神。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在上述三者的结合领域具有优势。近年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在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然而,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生产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何以践行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一项针对成年精障人士"老养残"家庭照料者的项目实践

受"去机构化"运动和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之影响,精障人士的照料责任越来越多地从机构转移到家庭,家庭进一步成为精障人士日常生活、康复融合之路上的核心支持.针对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需求评估发现,这些照料者的需求突出表现在自身的疾病管理、喘息服务、经济补贴、精障成员的未来养护、政策指导与咨询服务、家长互助与支持、法律支持等方面.而其中,精障人士的未来养护是照料者的最大忧思.本项目从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出发,结合自我照料理论、积极心理学和影像发声法的理论与实务,设计了成年精障人士家庭照料者的社会工作综合干预项目.在传统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基础上,注重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及具象目标,着力促进家庭照料者、服务提供者、研究者、决策者、社区他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残障议题的平等对话,进而促进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实践.基于对项目过程与结果的具象呈现,本项目的实践亦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整合提供了启发.     

台湾地区老人社区福利服务输送公私伙伴关系之评估

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政上的窘境,政府社会福利供给的角色不断退却,转而代之的是社会福利民营化的兴起;又加上人口结构的老化,对高龄者的照顾成为政府与社会的负担.为了因应此趋势,透过政府与志愿者及社区部门(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VCS)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服务,以公私合伙的方式提供养老的初级照顾,促成在地化养老,已是台湾服务输送模式的主流,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以下简称据点)政策的推动是此风潮最具体的实践之一.自台湾地区2005年"六星计划"推动以来,以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或村里办公处为受托单位,至今已经成立了2457个据点(截至2015年10月为止),也成为未来推动长期照顾政策的重要基石.然综观公共行政过去的研究,大多站在政府中心思维,以委托代理理论,检视伙伴关系在服务输送产生的效益,或是志愿者与社区部门该如何承担责任与扮演好服务输送的角色,得出"受托单位的怠惰是造成政府推动社会服务契约失灵"的结论,却鲜少从受托组织的立场评估公私合伙关系的良窳.此外,据点政策推动至今,也未曾对合伙模式进行系统性的评估与检讨.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15年台湾地区全部的据点作为研究母体,设计公私合伙关系问卷进行调查,探究受托单位如何看待据点政策下的合伙关系.本研究具体贡献如下:一、如实呈现受托组织对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合伙服务成效上的认知;二、厘清公私合伙问题的本质,更全面的角度检视政府与受托组织在据点政策服务输送上的关系,并提供相关建议.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多元表征与实践选择

城市互助养老服务是当前缓解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压力、开发老龄人群互助服务资源、重塑老人社会尊严、提升老人居家养老生活质量的重要社区养老服务递送方式。通过引入公共服务的社会建构视角，将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建设从以供给为中心转向以需求为中心，从构建开放对话程序、建设养老服务合作生产网络、尊重社会养老观念等社会建构路径着手，通过建设自由表达、平等公正的互动平台，建立合作生产的服务递送网络和挖掘社会养老观念资源推进城市互助养老服务实践，以期充分发挥城市互助养老服务的机制优势，更加凸显其在有效回应老龄群体的定制化需求、提升多元主体在服务递送过程中的互动合作以及促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方面的重要价值。     

多中心供给: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模式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农业税取消后,由于中国县乡政府公共财力下降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减弱,致使传统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单中心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相当突出。因此,需要改革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中心模式,实行"政府主导、市场引入、社会协同、农民合作"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北欧国家发展社区服务的经验和启示

"社区服务"这一模式,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当地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网络为居民提供福利服务,以满足他们在养老、儿童照顾、对残疾人服务等方面的需要.这一模式常被看成是"公共服务"模式的对立物.然而,在北欧国家,社区服务与公共服务体系融为一体,政府对居民的福利状况负有最终责任.本文将从家务服务、老人看护和儿童照顾这三个方面来阐释北欧国家社区服务模式的这些特点.文章展示了社区服务与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并揭示了这一模式得以确立和运作的制度背景.这一研究不仅对理解北欧国家社区服务经验具有意义,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中的社区组织与公共机构的作用协调起来,以便为居民提供有效的福利服务.文章把北欧经验放到国际背景中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北欧经验对于中国发展社区服务的启示作用.     

外来人口社会服务供给的经验与问题研究——以广州市S镇和F街为例

广州市外来人口众多,如何满足这一群体的社会服务需求,实现社会服务的均衡供给,是新时期解决外来人口问题的紧迫任务。本文以广州市两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和梳理,对广州市目前在外来人口社会服务供给方面的经验与问题进行总结,以期能为各地外来人口的有效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