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价值共识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观

当今时代，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还是国内社会而言，价值差异、价值多元化的存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价值共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及如何形成价值共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对价值共识进行了一些基本研究，并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能够使主客体之间更好地交流学习，也有刺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

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中进行国家政治活动的行动指南。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政治共识的凝聚: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运行的价值机制

政治共识是人们政治发展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准则的总和。政治共识不仅意味着对差异和对立存在的承认,而且还意味着需要对不同意见进行整合。凝聚政治共识不仅需要不同政治价值理念的交流、妥协与合作,而且还需要共同遵守一定的程序规则。要保障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健康有序运行,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凝聚政治共识以增强政治发展的动力。凝聚政治共识包括以下方面:1.价值共识。价值或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对事物的     

试论中国公共外交与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构建

公共外交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话语的竞争。价值话语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决定公共外交成效的关键。中国公共外交的成效最终要取决于核心价值话语的构建。中国应以共享性原则、公共性原则和共识性原则,在包容现代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话语体系,以确立公共外交的价值话语优势。     

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伦理价值判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必须在具体的范围规定中来进行是否合道德的伦理价值判断。如果正确处理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它都将成为处理其它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     

论个体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社会转型期，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入研究个体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涵义及其变化趋向，实现对个体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调适与引导，使个体的政治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达到某种一致性，从而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口供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

要想突破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法律思维，在我国建立起审查口供的原则势在必行。本文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合理借鉴国外的证据制度的经验，大胆地构建了在刑事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功能的五大原则，即相关性原则，法律真实性原则，程序合法性原则，人权性原则，补强性原则。     

毛泽东、邓小平价值标准理论比较分析

价值评价的根本是标准问题 ,正确的价值观是我党的政治优势 ,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 ,要视其是否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是否有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 ,其判断和检验的尺度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此 ,毛泽东、邓小平作了各具特色的创造性探索和实践。     

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对于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法,即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是具体存在的,是人们在一定阶段关于一些基本价值诉求达成的共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共同价值观,并非永恒的;它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而产生和存在的,一旦共同利益消失,共同价值追求也就没有必要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是在人类社会进步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性、一定具体差异性、共同的基本价值准则和理念。那么,我们要建构的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协作、以人为本、共富、和谐作为其主要内容。     

面对选择毋忘良知——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生征途，都请记住我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都请记住你们所爱的人、记住你们的母校、记住你们的祖国、记住你们的根。不要问：别人为我做了什么？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为别人做了什么？     

新型人格权价值共识度的司法判断

人格权体系具有开放性，社会发展需求使得新型人格权不断生成，新型人格权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陷入司法确权与否的两难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新型人格权司法确认标准判断体系亟待建立，而其价值共识度是这一判断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从权利来源正当性、权利客体重要性、权利形态公示性、权利领域受侵害性和权利类型独立性五个层面构建其价值共识度的司法判断体系，以期能为相关纠纷司法实践提供可检验、有说服力的理论参照，从而夯实新型人格权司法论证的理论基础，强化相关纠纷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新型人格权确权范式可以归纳为权利嫁接型、权素扩张型、一般条款解释型和权利宣示型四种类型，不同确权范式产生不同价值共识度要求，其中权利宣示型确权范式对价值共识度要求最高，往往是对法官司法能力和智慧的重要考验。在具体司法判断时，既要根据每个层面价值共识度对新型人格权进行分析性评测，又要结合确权范式类型差异对其价值共识度进行整体性判断。     

气候政治博弈对伦理共识的诉求

气候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一定的伦理共识。伦理共识的达成应该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因为任何技术、政治谋划的合法性都将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这也凸显了伦理共识在气候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性。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的向善之道、人类共同利益的定在、普世伦理的兴起也为伦理共识的达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利益基础和理论依据。气候谈判中达成的伦理共识应该为:"平等而又差别"的正义原则、"区别而又共同"的责任原则、合作优先于冲突原则以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原则。     

共识凝聚：依宪执政领导条款的政治事项论

[提要]依宪执政领导条款作为依宪执政共同体围绕执政党核心来发挥引领性和原发性治理作用的规范载体，厘清其规范事项是从协商民主面向来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逻辑前提。政治领导作为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之间互助化领导关系的首要类型，可以其为例证来展开相应规范事项的释义学解读。围绕原则、方向、方针政策这三类政治领导的规范事项，可成就三重同心圆式的共识凝聚架构。所涉政治原则事项旨在凸显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达成的价值共识凝聚，应从体例形式与结构要素这两个方面来明晰该类内核性共识凝聚。所涉政治方向事项旨在凸显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之间达成的方法论共识凝聚，应从学习吸纳与感召输出这两个方面来明晰该类延伸性共识凝聚。所涉政治方针政策事项旨在凸显政治领导者与主权享有者之间达成的措施共识凝聚，应从环境预设与制度架构这两个方面来明晰该类外延性共识凝聚。基于此，通过对这三类规范事项的梳理，尝试从政治领导方面来探究依宪执政领导条款规范事项的阐明进路。     

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杜威对逻辑实证主义反价值理论的批判

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和杜威哲学的共同前提."可证实性原则"是经验主义关于陈述、判断之意义标准的表达.逻辑实证主义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斥逐价值问题;杜威在认可"可证实性原则"的前提下,从"价值表达的可证实性"、"情感、欲望的可证实性"、"评价判断的可证实性"三个方面证明了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从而捍卫了哲学研究价值问题的合法性.     

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事实、价值与政治科学

政治是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的、建立在对抗之上的阶级社会的共同利益）──一定客观条件下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条件，其核心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方式──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政治现实是客观的＂事实＂；政治的事实又具有＂意义＂。关于政治事实的事实判断与关于政治事实的价值判断，在＂真＂与＂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这两种统一的共同根据就是一定时代中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辨析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通称的“无罪推定原则”戴着假面具,造成了理论的混乱和实践的困惑。为消除混乱和困惑,应尽快彻底摘除其假面具,还之以“无罪假定原则”的真面目,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无罪假定原则的价值在于警示追诉者不要冤枉人。酌定不起诉是无罪假定原则的例外。无罪假定原则并不排斥必要的适当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对不能证明有罪的被追诉者,应当推定无罪。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的哲学解读与现实路径

哲学上讲的“价值”是揭示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彰显的是客体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着眼人类普遍幸福,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追求。多样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以文化殖民为目的的西方“普世价值”破坏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而“共同价值”正是整合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的金钥匙。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寻求具有普遍“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是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